二战，日本女人到底有多“恶”？她们做的坏事，一点也不少于男兵

如果你以为二战时的日本女性只是躲在后方的无辜者，历史可能会给你一个残酷的答案——军国主义的毒素从不挑性别，它曾将无数普通女性变成了战争机器的推动者和执行者。她们所做的恶，一点也不少于日本男兵。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国内掀起狂热的战争动员。许多女性并非被迫参与，而是主动投身于这场不义之战。

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或许是“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这个号称拥有1000万会员的组织，其成员身穿统一白色围裙，不仅为前线士兵缝制“千人针”护身符，更在街头巷尾积极宣传战争，压制任何反战声音。她们用温柔的母亲、妻子形象，为侵略战争披上了“神圣”外衣。

更极端的行为出现在家庭内部。众所周知的“井上千代子事件”中，这位新婚女子为让丈夫安心出征中国，在丈夫出发前夜自杀身亡，留下遗书称“绝不成为丈夫的后顾之忧”。

这一事件被军国政府大肆宣传，树立为“妇道楷模”，导致类似的悲剧不断重演。在扭曲的爱国教育下，母亲们争相将儿子送上战场，甚至有女性公开表示：“如果我有五个儿子，我会让他们全部为天皇献身。”

在生产领域，女性同样成为战争的重要支撑。随着男性大量参军，女性进入军工厂、军需车间，生产子弹、武器和军用物资。

东京中岛飞机工厂的女工们，日夜不停地制造着零式战斗机的部件——这些飞机正被用于轰炸中国城市和东南亚平民区。她们的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前线日军的杀戮能力。

最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女性直接参与了侵略行为。在日军设立的“慰安所”系统中，不仅有被强征的朝鲜、中国女性，也有部分日本女性作为管理者、协助者。她们中有人负责登记、监视、管理这些被强迫的性奴隶，成为压迫链条中的一环。

而在中国东北的“满洲开拓团”中，许多日本女性跟随家庭移居，享受着殖民特权，占据当地农民的土地和房屋，成为殖民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

战争末期，当日本面临败局，女性甚至被组织成“女子挺身队”，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官方文件显示，政府计划让她们用竹枪、刀具进行自杀式攻击。若非原子弹爆炸促使日本投降，这些女性很可能成为军国主义最后的牺牲品。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发现：军国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腐蚀一个社会的所有阶层和性别。这些日本女性既是加害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她们被精心构建的国家神话和军国教育所蒙蔽，将侵略视为爱国，将暴行理解为奉献。

东京审判中，唯一的女性战犯是“东京玫瑰”（实为多名对美军进行心理战的女播音员），但更多普通女性的战争责任从未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