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有钱“村书记”，身价370亿，靠8台缝纫机1辆自行车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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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康从江苏常熟一个普通农村起步，靠着实打实的干劲和眼光，把一家小缝纫组搞成全球知名的波司登集团。

身价370亿，位列胡润全球富豪榜，还当了村书记，帮村民盖别墅致富。这故事听起来像励志剧，但全是真事，靠一步步积累，没什么捷径。

波司登走到今天，穿越了好几轮经济周期，中间有高光也有低谷。

高德康从小接触布料和针线，初中毕业后就跟父亲学手艺，没再往书本上钻。很快，他就上手了，剪裁缝合做得有模有样，邻里找他做衣服的名声传开，甚至到了上海。

1975年，他去上海给一位教授上门服务，那次看到报纸上中国登山队穿的羽绒服，让他开始琢磨这东西的市场潜力。

羽绒服轻便保暖，比传统棉袄强多了，当时国内老百姓大多还穿笨重的棉衣。

回村后，他没急着动，攒了点钱，等到1976年，拉上村里11个人，买了8台旧缝纫机，成立了山泾村缝纫组。

这就是起点，资金少，设备简陋，全靠手工加工些零活维持。

创业头几年，高德康一人扛起接单、销售、送货的重担。

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上海和常熟之间来回跑，一趟15小时是常态。

自行车坏了修，修了坏，换了好几个车胎，但舍不得扔，因为那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资金紧，第一笔订单来了，连买布的钱都没有，他挨家借，东拼西凑才凑齐。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下来，他把缝纫组改成山泾村服装厂，开始给苏州和上海的企业代加工牛仔裤和喇叭裤，那时候这些衣服正流行，订单源源不断。

他后来换成摩托车，继续奔波，骑坏了6辆，路熟得闭眼都能走。

靠代工赚了第一桶金，工厂规模扩大，工人增加，但高德康意识到，没自家品牌总被别人卡脖子。

上海一家合作厂断了单子想打压他，结果那厂自己倒闭了，这让他更坚定要创品牌。

羽绒服是高德康的转折点，他从1975年那次上海之行就留意到这块市场，1980年代中后期，接触到天工服装厂的“秀士登”羽绒服，销量差，他就借用这个牌子试水，每年付25万元费用，不管赚赔。三年下来，盈利2500万，证明了羽绒服的潜力。

1992年，他正式推出波司登品牌，从村办厂变成正规企业。那时候，波司登专注羽绒服，强调保暖和设计，很快就站稳脚跟。

1994年进北方市场时犯了错，没考虑南北气温差，生产了23万件，只卖出8万，库存堆积。高德康亲自去东北考察，发现北方人要厚实款，他就调整生产线，加厚填充。

1995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搞反季销售，两个月卖掉2.5万件，回款500万。冬天新款一出，销量翻6倍，68万件只剩8万库存，一下子成了全国销量冠军。

从那以后，波司登连续12年稳坐销冠，到2007年。

竞争从来没少过，鸭鸭、雅鹿、雪中飞都是劲敌。高德康抓设计，给设计师每卖一件提5毛分成，这在90年代是笔不小激励，设计师们卖力创新，波司登的衣服不光暖和，还时髦。

九十年代末，他瞄准国际市场，借中国申奥的东风，喊出“创世界品牌，扬民族志气”的口号。波司登进军海外，1998年首次随中国南极考察队提供装备，此后27年不间断。

2000年代初，他去哈佛演讲，分享中国企业故事。2007年10月，波司登在香港上市，成为羽绒服行业首家上市公司。

国际扩张继续，2017年纽约时装周亮相，之后米兰、伦敦跟上。2024年投资加拿大品牌Moose Knuckles，推出“Fusion”系列在巴黎发布。

到2025年，波司登零售点达7579个，覆盖全国，海外也有布局。

高德康没忘本，1999年当选山泾村党支部书记，把村名改成康博村。他个人出资1.3亿，建了326栋别墅，让村民住上现代化房子。村里人均年收入过万，60岁以上老人有额外补贴。

波司登的慈善不止于村里，2008年南方雪灾捐1亿羽绒服，四川泸州修高速捐8000万。

企业总捐赠超6亿，高德康个人获中华慈善奖。村企联建模式，让康博村从贫困村变全国文明村，村民就业在厂里，分红稳定。

波司登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早期代工依赖别人，品牌初期库存危机，上市后遇电商冲击，低谷期营收下滑。高德康调整策略，转高端线，拥抱电商。2025/26上半财年，营收89.28亿，净利12.01亿，品牌羽绒服收入增8.3%至65.68亿。库存周转优化，显示韧性。

双十一服饰销量第一，哈尔滨极地发布会推出第六代极寒系列，助力南北极考察。多元化尝试有阻，非羽绒品类占比计划到2028年升20%，但增长放缓。雪中飞、冰洁增速下降，高德康的时尚改造还在路上。

波司登目标清晰，基于羽绒服积累，延伸功能性服饰。

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智赋能，高端产品如AREAL线推出。世界旅游经济论坛，他出席讨论时尚与旅游。

高德康的路径，启发不少创业者，村书记身份，让他更接地气。

慈善脚步没停，康博村持续发展，村民福利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