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吧？妻子：氢弹爆炸跟…

引言

1967年的那个夜晚，于敏回到家中，神色中带着难得的轻松，掏出一沓钱对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孙玉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议，第一反应却是诧异与不解，甚至反问：“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这句看似家常的抱怨，道出了这位“中国氢弹之父”背后鲜为人知的家庭隐痛。那是一个国家命运与个人生活交织的年代，一位科研人员用隐姓埋名换来了大国的底气，却留给家人一个模糊的背影。

正文

对于这个整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丈夫，孙玉芹心里的账单一直是乱的。钱固然是家里急需的东西，孩子们要交书本费，老家的亲戚得寄钱，还欠着的一屁股债也要还，哪怕再艰难，买烤鸭对这个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种奢侈到让人不安的念头。于敏活成了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有时候他好不容易回趟家，却碰上妻子带着孩子搬了家，因为保密工作，家里人联系不上他，只能自己扛着大包小包挪窝，留他一个人傻愣愣地对着空荡荡的旧屋发呆，最后还是邻居看见才告诉他新址。亦或，胡同里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就没停过，有人堵着门骂孙玉芹，揣测那个常年不回家的“老于”是不是犯事被下放了；六岁的女儿被同学推倒磕破了头，哭得撕心裂肺时，嘴里只能憋出一句毫无威慑力的反驳：“我爸爸是保密的。”

1961年，苏联氢弹试验震得地球嗡嗡响，哈尔滨的窗户玻璃都在跟着颤，而这边的起步却是一张白纸。钱三强把于敏拉进那个堆满图纸的仓库时，问得直接：“氢弹搞不搞？”对着墙上那仿佛被美英法苏国界线烙烫过的世界地图，于敏只回了一句：“搞！被人掐脖子，总得有把刀顶回去。”这把“刀”磨得异常艰难，家里存折上仅有的四百块积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悄悄取走，全捐给了国家买计算纸。那时候全国仅有的一台每秒五万次的老爷计算机，九成时间得紧着原子弹的数据算，留给于敏的时间少得可怜。不光是计算资料的匮乏，尤其在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三十多个研究员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为了补足巨大的计算量，连算盘珠子都因为敲击过猛而崩裂飞溅。

当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洋洋洒洒论证氢弹必须使用氚材料，几乎带偏了全世界核专家方向的时候，然则，于敏却在篮球场的演算纸上，用粉笔圈出了完全相反的路径。他盯着那些用钢笔一点点推算出来的数据，敢跟研究所政委拍桌子，坚持氘元素爆速更高、更稳定。这个被称为“于敏构型”的方案，硬是顶着“跟美国人唱反调”的压力上马，不光给国家省下了整整三座化工厂的建设费用，甚至于让那个来自罗布泊的火球，赶在所有人预料之前炸响。

烤鸭的香味或许只停留在那个1967年的夜晚，成了孩子们流着口水的一个梦。到了七十年代末，比氢弹更毒的中子弹阴影又笼罩下来，已经被核辐射折腾得头发大把掉落的于敏，虽说这样了，还揣着心脏药钻进了大山沟里的实验室。搬家工人曾惊讶于这个男人行李里居然装了两大箱写满编码的草稿纸，那是撕碎了都能当烟花放满整条街的心血。为了赶在联合国禁令生效前完成最后一次核爆，他和病床上的邓稼先握着国家机密的清单，制定了最后的冲刺计划，在那缺氧的实验室里，他常常是手里还捏着辐射剂量表就晕了过去，被抢救回来时，医生发现他的白细胞数量只有常人的三成。

结语

这一生，于敏的梦做得很大，大到让他愿意用一生的隐姓埋名去填补。2015年，当那个穿着旧中山装的老人踉跄着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差点被地毯绊倒时，台下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想拍下这位28年来首次公开露面的传奇。他们不知道，这双颤颤巍巍的手，曾经拨开过恐怖的蘑菇云，把那个年轻时能在数学系考满分、三个月啃完俄文资料找错漏的天才，彻底燃烧在了西北的荒漠里。直到2019年冬天讣告发出的那一刻，西北某实验基地的显示屏上，属于于敏构型的模型参数依然在自动迭代闪烁，无声地诉说着一位科学家最后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