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徐洪慈获平反，曾因不服判决逃亡27年，去世前获得离休待遇

2008年4月17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徐洪慈在上海因呼吸衰竭去世，享年75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洪慈去世前三天，即4月14日，他所在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明，这也意味着，徐洪慈从过去的退休改为离休。

也许很多人奇怪，“离休”、“退休”只有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呢？

答案很简单。

图|徐洪慈

世界上仅有中国有离休的制度，通俗的说法就是，在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的制度。

1933年，徐洪慈出生于上海一个买办家庭，得益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他1948年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1951年，已经是华东局工委统战部青年干部的徐洪慈来到北京，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的接见。

1954年，徐洪慈选择离职，并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了上海医学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徐洪慈后续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保底也应该是一个医生。

可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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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全国高校掀起了学生参加整风运动的风潮，由于当时上海医学院无人响应，引起了学校领导人的不满。

同年6月，校党委副书记汪珊召开学生大会，严厉批评了在校的学生干部“麻木不仁、缺乏朝气”。

当时在台下的徐洪慈有很深的触动，回到宿舍后，他就联合了十四名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党、对学校提出的意见，总计有51条。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同年6月6日，徐洪慈将这张大字报贴了出去，随后在全校引起了一股贴大字报的风潮。

可让徐洪慈万万没想到的是，情况就急转直下。

图|年轻时的徐洪慈

在后来党支部讨论中徐洪慈便受到了批评，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他并不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的申辩，还又贴了一张“忠告”的大字报，团结了一些同情他的同学。

以上种种行为，给徐洪慈惹来了极大的麻烦。

当时，中央在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一开始确实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响应，各方面人士都对不同的具体的事提出了意见。

不过在当年5月以后，情况急转直下，极少数极端分子趁机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猛烈进攻，甚至不乏有一些过激的言论，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那时社会上的政治氛围处于极度紧张和不安稳的状态下，稍有不慎的言行，就容易引发祸患。

根据资料记载，1957年发起的整风运动至1958年夏结束，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徐洪慈也很不幸的成为其中一员。

1957年7月16日，上海医学院召开三千人师生大会，声讨徐洪慈，同年8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相关的报道。

不过，令徐洪慈更没有想到的是女友的背叛。

徐洪慈受到批判后，内心的苦闷无处倾诉，后来他私下里跟女友说过这样一句话：

“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本来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徐洪慈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多也只是受到只戴帽子、开除团籍、党籍、学籍等各级处罚，可女友的揭发，则直接把徐洪慈送进了监狱

根据资料记载，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人，也有不同的级别，如右倾、右、中右、极右，而徐洪慈一句话，就把自己锁死在了“极右”的范围里。

当台下的女友“揭发”时，徐洪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与女友之间的谈话只是一种彼此交心，然而女友却辜负了他的信任。

令徐洪慈还比较欣慰的事，女友并没有用添油加醋，她的“揭发”基本上就是实际情况：

“她为人的本质不坏，只是身不由己，再加一点天真。”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安排到了安徽广德的白茅岭农场参加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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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茅岭农场参加劳改仅半年，徐洪慈就后悔了。

根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白茅岭农场正处于建设初期，环境十分艰苦，当地人素有“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块脓”的说法。

徐洪慈向学校提出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决心自己逃离农场，

1958年12月14日凌晨，徐洪慈与一个叫陈香斋的狱友一起逃离了白茅岭农场。陈香斋这个人曾在华师大学习俄语，因为发表不当言论被划为“极右”，他和徐洪慈在逃狱方面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第二天傍晚，徐洪慈抵达上海火车站，并在杂货店用电话联系了家里的母亲，母亲担心儿子还特意把家里拿来的500元钱。

就这样，母子俩在火车站碰了面。

事实上，如果徐洪慈拿了钱就走，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儿。

当天，徐洪慈和母亲见面后，母亲把500元钱给他，也许是担心儿子走得太远舍不得，于是两人又约定第二天在大光明电影院见面。

不敢住旅馆的徐洪慈当晚歇在火车站，被赶来的派出所民警当成了“可疑分子”带走，他拼了命从窗户逃出后，前往大光明电影院同母亲见面，又给便衣警察抓住。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遣送回了白茅岭农场。

徐洪慈的第一次出逃，还远远谈不上“越狱”，因为当时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才施行才一年，对政治犯劳改的管束远不如后来严格，他劳改的白茅岭农场虽然是在安徽广德，却属于上海管辖。

这等于说徐洪慈参加劳改的地方距离自己家就不远。

有意思的是，徐洪慈也许是在逃走一次后有了想法，于是开始筹划第二次“越狱”。

这一次，徐洪慈没敢往自己家逃，而是向西南逃，徐洪慈准备先去云南，然后从昆明到泸水，并计划越过泸水到缅甸。

徐洪慈此番有了充足的计划，也有了很强烈的目标：

“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不过，徐洪慈还是漏算了一点。

徐洪慈自以为到了泸水以后，没人认识他，还大摇大摆的去食堂吃饭，并去理发店理发，这么一来，就让人察觉出了不对劲儿：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徐洪慈二次被捕，但他并没有认输，于是他开始筹划第三次越狱。

泸水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监狱的环境也不如上海那么好，徐洪慈偶然发现监狱的土墙并不坚固，就弄来一把不锈钢勺子试着挖了一下，挖不动的时候就尿尿上去，他把挖下来的碎土屑全都堆在床底下。

这简直就是翻版的《肖申克的救赎》。

不过，徐洪慈并不如肖申克幸运，因为他在挖通这面土墙后，立马就被看守所方面的人逮住了，他才意识到，原来看守所早就发现了他的情况，一直没动手就等这一刻。

1959年，法院正式宣判，徐洪慈因越狱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参照当时国内一些敏感的城市，类似徐洪慈这样的罪行，很可能会被重判，但因为地处云南边陲，所以他被从轻处理了。

徐洪慈后来也息了越狱的想法，老老实实等服刑完毕后获释。

在这六年间，徐洪慈被辗转过许多地方关押，因为他学过医疗加上懂外语，还被农场看中过，徐洪慈也自觉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多的照顾，所以他便安安心心的留在云南接受劳动改造。

1965年，徐洪慈刑期已满，他向监狱方面提出释放的请求，并想回老家上海，然而得到的答复却让徐洪慈想不通。

监狱方面竟不准释放徐洪慈，还直截了当的对他说：

“就你这恶劣的态度，不准回家，继续留场。”

徐洪慈从一个劳改人员变成了留场人员，相比以前来说，他有了一点自由，他有了一个独立的睡觉的地方，每个月还能领取一点少量的工资，用于星期天上街购买一些物品。

不过，成了留场人员的徐洪慈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被分配到管教木世勤手下。木世勤看不惯徐洪慈，所以处处刁难他，而徐洪慈也不服软，双方就这样杠上了。

一天晚上，木世勤开着喇叭，给“犯人”进行思想轰炸，徐洪慈忍无可忍，上去理论，木世勤认为，这是徐洪慈公然叫板。

随着到了1966年，徐洪慈处境更加艰难，他被列为运动对象，甚至被重新关入监狱，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

在这样一个无情的环境里，徐洪慈萌生了一个悲观的想法：

“我再怎么好好地改造都是无效的，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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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徐洪慈被转到了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丽江507农场。

徐洪慈因为有文化，懂医术，赢得了农场很多在押犯人的好评，然而这在狱方来看，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监狱长李光荣对徐洪慈这种有过三次越狱经历的人很是提防，像这样的人在犯人中有很高的声望，并不是什么好是。

一次，一名犯人冒着危险告诉徐洪慈：

“关于你的报告在起草中，说你在组织大家越狱，组织暴动。这可是李光荣对你下最后的毒手了，暴动的报告如果送上去的话，就是枪毙，看来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了。”

徐洪慈意识到，他和李光荣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能在调解，开始下定决心逃跑。

尽管徐洪慈关押的地方已经从看守所转为关重刑犯的地方，但想要逃出去并不是很难，最难的地方在于，徐洪慈必须要有一个身份，用来应对一路上的盘查。

“我要证件，得保证在路上经得起任何盘查。必须要单位来说到哪里去，我因为什么事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盖个公章。这东西怎么弄呢？”

徐洪慈年轻的时候，写了一手漂亮的仿宋体，正是这笔字给了他方便。

徐洪慈用木头私刻了公家信纸的抬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几个字，用肥皂刻了公章，因为信纸抬头以及公章盖印要用红色字迹，他趁着监狱方面没注意，悄悄抠了一块下来，还细心的抹平了小洞的痕迹。就这样凭借伪造手段，徐洪慈搞了三张介绍信。

为了出逃方便，徐洪慈还细心的准备了粮票、干粮。

1969年8月7日，为了给一个小化肥厂开工生产，监狱方面决定拉闸限电，徐洪慈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趁着晚上9点点名后，把铺盖伪装成像是一个人躺在那儿，自己悄悄溜出了监房，利用自己藏在工具间的道具逃了出去。

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李光荣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他只能说是被那个时代裹挟。

从某种程度上讲，李光荣对徐洪慈的判断并没有错，徐洪慈确实不是那种能安分待在监狱里的人。

李光荣后来还和徐洪慈又见了面，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那个问题：

“你究竟是如何逃出去的？”

时移世易，双方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

图|徐洪慈、奥永合影

回到徐洪慈身上，他此次从云南重刑犯监狱逃出后一路上都很顺利，毕竟事先就准备了许多，后来他一路逃到了四川，并在四川买了火车票回上海，还同家里的母亲见了一面。

徐洪慈没有停留，而是离开上海转道内蒙古。

这其中的艰辛不足为外人倒也。

徐洪慈之所以要去内蒙，最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要通过内蒙去苏联，他还是想要贯彻自己早年的那个想法，就是去国外参加革命。

徐洪慈在上海医学院学习期间，就学习过俄语，学校里就有好几个俄语老师，与他关系好的就有五六个，按照他的想法，他到苏联去可能会很快适应，遇到人盘问也完全可以说是投奔老师去。

不过，徐洪慈把这事儿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徐洪慈到了内蒙后，发现自己身上没有足够的钱，思来想去只好先到蒙古国，然后等待时机进入苏联，然而他到了蒙古国不久就被当地控制了。

按照流程，像徐洪慈这样偷渡越境的人，应该被立即遣返，可蒙古国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做，因为徐洪慈是“政治原因”才偷渡，于是蒙古方面就希望徐洪慈能提供一些中国国内的情况。

不过，徐洪慈干脆利索的拒绝了，尽管他是逃出来的，但自始至终都认为，还是应该内外有别：

“好比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们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这家邻居。你却说，我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过，必须把你父母的隐私告诉我。你说这样的邻居有道义吗？”

不久之后，蒙古方面判决，徐洪慈因“非法越境”判处到大森林服刑一年。服刑完毕后，徐洪慈便滞留在蒙古国，后来同一个蒙古女孩奥永结婚，两人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徐洪慈才获得平反。

图|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徐洪慈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医学院为徐洪慈平反，但云南方面始终不同意，因为对他们来说，徐洪慈是“越狱”。

徐洪慈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如果不是他当年“越狱”，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平反的决定也只能是在他的墓碑前宣读。

1984年，徐洪慈平反后回国。

徐洪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外飘泊20多年，年迈的老母亲始终在家等着他，这也给了徐洪慈尽孝的机会。许多老朋友听说徐洪慈回来后，还特意上门探望。

当年徐洪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同学朱世能已成为医学界举足轻重的专家，在见到徐洪慈后，他发出了这样由衷的感叹：

“当时你的成绩比我都好，没想到你吃了那么多苦，相比之下，我们都还算是顺利的。我们经常埋怨命运对我们不公，但命运对你是最不公的。”

徐洪慈还见到了当初举报他的前女友，尽管两人再次重逢显得是那么尴尬，但毕竟已经时过境迁，最终徐洪慈平静的放下了这一切。

不久之后，徐洪慈被安排到了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担任高级讲师。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单位做出决定，给徐洪慈下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三个月后，组织上又批准了徐洪慈享受局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