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下得有些紧。
雨点砸在候车大厅的落地玻璃上,发出沉闷的钝响。
我坐在铁质的排椅上,膝盖上放着那个深棕色的皮包。
包里装着我的保温杯,还有几份刚刚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
身边的旅客来来往往,有人拖着行李箱匆匆跑过,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像是指甲划过黑板。
陈国伟去洗手间了。
他的手机留在我这里。
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高铁管家的行程提醒。
我本无意窥探。
我们结婚三十五年,早已过了互相查岗的年纪。
在这个年纪,信任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省事的策略。
但那条弹窗消息实在太刺眼。
“您与‘常用同行人’安萍的行程将在两小时后开始。”
安萍。
这个名字很陌生。
但我对这个姓氏有一种本能的敏感。
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
那一瞬间,我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像是一面破旧的鼓,在胸腔里艰难地敲击。
我解开了锁屏。
密码还是我的生日,这曾是我以为的浪漫,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种懒惰的伪装。
我点开了那个软件。
历史订单一栏,像是一条长长的、不见底的隧道。
上周五,去往邻市的动车票。
两张。
上个月中旬,去往省会的高铁票。
两张。
再往前翻,三个月前,去往风景区的旅游专列。
还是两张。
每一张票的旁边,都并排写着两个名字:陈国伟,安萍。
常用同行人。
这个系统自动生成的标签,像是一枚冰冷的图钉,直接按进了我的眼球。
我感到一阵眩晕。
不是愤怒,是一种巨大的、荒谬的失重感。
我想起三个月前,他说单位组织老干部疗养。
我想起上个月,他说去省会看望生病的老战友。
我想起上周五,他说去邻市帮朋友看一套二手房。
原来,所有的理由都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而我,像个傻子一样,帮他收拾行李,往他的箱子里塞胃药和换洗的内衣。
甚至还叮嘱他,少喝酒,注意血压。
我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剧烈的颤抖,是一种细密的、无法控制的痉挛。
我抬起头,看向洗手间的方向。
那个熟悉的各种背影正向我走来。
陈国伟穿着那件我给他买的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甚至还哼着小曲。
那种轻松的、愉悦的神态,是我在家里很久没有见过的。
在家里,他总是沉默的。
像是一台关了机的旧电视,只有灰尘在上面起舞。
但此刻,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那种光,刺痛了我。
他走近了。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他笑着问,伸手来拿手机。
我没有动。
我就那样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怎么了?”他的笑容僵了一下,手悬在半空。
我把手机屏幕转过去,对着他的脸。
那个“常用同行人”的界面,在昏暗的候车大厅里,发着幽幽的蓝光。
陈国伟的瞳孔猛地收缩。
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惊恐。
像是一个偷吃糖果被抓住的孩子,又像是一个面具突然碎裂的小丑。
“婉……婉珍,你听我解释。”
他的声音变了调,干涩,沙哑。
我没有说话。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着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三十五年的男人。
周围的嘈杂声仿佛在一瞬间退潮。
世界安静得可怕。
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地、彻底地碎了。
那不是爱情。
到了六十岁,爱情早就风干成了标本。
碎掉的,是尊严。
是我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合伙人,在这个家庭里苦心经营了半辈子的体面。
“解释什么?”我终于开口。
声音冷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解释她是你的干妹妹?还是解释她是你的红颜知己?”
陈国伟张了张嘴,脸涨成了猪肝色。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慌乱地看了一眼四周,压低了声音。
“这里人多,我们回去说,好不好?婉珍,给我留点面子。”
面子。
又是面子。
在这个男人眼里,面子永远比天大。
哪怕天已经塌了,他还要伸手去扶住那张摇摇欲坠的面皮。
我站起身。
膝盖上的皮包滑落了一下,我又紧紧抓住了带子。
“好。”我说。
“回家。”
这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闹。
我不哭。
我也不会像泼妇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撕扯。
我要用我的方式,来清算这笔账。
就像我做了一辈子的会计一样。
每一笔,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回家的出租车上,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雨还在下。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机械地摆动,发出单调的摩擦声。
陈国伟缩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看着窗外。
他的背影看起来佝偻了一些,刚才的那种意气风发荡然无存。
我坐在后座,闭着眼睛。
脑海里开始回溯。
时间倒退回两天前。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五晚上。
家里很安静。
退休后的生活,大抵都是安静的。
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两次。
这套一百四十平米的三居室,对两个人来说,显得有些空旷。
陈国伟在阳台上浇花。
他最近迷上了养兰花。
以前他是个急性子,连仙人掌都养不活。
但最近半年,他变得格外有耐心。
他会拿着小喷壶,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擦拭。
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三分水,七分风”。
我当时正在客厅看书。
一本关于老年心理学的书。
我想了解,为什么退休后的男人会变得那么奇怪。
那时候,我并没有多想。
只觉得他那是找点寄托。
毕竟,从局里的位置上退下来,落差感是有的。
“婉珍,我明天要去一趟郊区。”
他突然从阳台探出头来说。
“老李说那边有个农家乐,钓鱼不错,约我去玩两天。”
他的语气很自然。
甚至还带着一点讨好。
“去吧。”我翻了一页书,头也没抬。
“记得带上降压药。还有,别在那边乱吃东西,你胃不好。”
“知道,知道。”他连声应着,声音里透着一丝雀跃。
现在想来,那丝雀跃,是多么的讽刺。
那天晚上,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他带了一瓶香水。
那是儿子去年送他的,他一直嫌弃太娘,扔在抽屉角落里吃灰。
但那天,他把它塞进了洗漱包的最底层。
我还看见他对着镜子,试了好几件衬衫。
最后选了一件浅粉色的。
那是他年轻时才敢穿的颜色。
我当时只当他是老来俏,想在老战友面前显摆一下。
谁能想到,那是因为“悦己者容”。
只是那个“己”,不是我。
车停在了小区门口。
雨小了一些,变成了细密的牛毛雨。
我们一前一后下了车。
保安小张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陈叔,林姨,旅游回来啦?”
陈国伟尴尬地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胡乱点了点头。
我没说话,径直走向电梯。
电梯里的镜子映出我们两个人的身影。
他低着头,看着脚尖。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头发花白,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
但我站得很直。
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进了家门。
那个熟悉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空间,此刻却让我觉得无比陌生。
玄关的拖鞋,茶几上的茶具,阳台上的兰花。
每一件物品,都像是在嘲笑我。
嘲笑我的迟钝,嘲笑我的盲目。
我换了鞋,走到沙发前坐下。
把皮包放在茶几上。
“坐吧。”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陈国伟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
他双手搓着膝盖,不敢看我的眼睛。
“说吧。”我从包里拿出那叠银行流水,拍在桌子上。
“这是什么?”
他看了一眼那叠纸,脸色更白了。
“婉珍,你……你去查我的账?”
“我有权利查。”我冷冷地说。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我想知道,这一年来,那些莫名其妙的支出,都去了哪里。”
我看过那些流水。
没有大额的转账。
都是些琐碎的开销。
超市购物,三百五百。
药店买药,一百两百。
水电费缴纳,几十块。
甚至还有网上购买女装的记录。
尺码是L,而我是M。
这些细碎的支出,像是一群白蚁,在悄无声息地啃噬着我们的婚姻。
“她是谁?”我问。
陈国伟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哑巴了。
“她叫安萍。”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是我以前单位的一个临时工。后来……后来下岗了。”
“多大?”
“五十二。”
“住哪?”
“就住在……城南的老家属院。”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
五十二岁。
比我小八岁。
正是那种既有风韵,又懂得示弱的年纪。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没有……我们没有那种关系!”
陈国伟突然抬起头,急切地辩解。
“婉珍,你相信我,我们真的没有上床。我发誓!”
我看着他焦急的样子,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波动。
“没有上床?”我反问,“那你告诉我,这算是怎么回事?”
我指着那条“常用同行人”的信息。
“这是精神出轨?还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不是恋爱!”
陈国伟痛苦地抓着头发。
“她……她就是命苦。离了婚,孩子也不管她。身体又不好。”
“我就是……就是看她可怜,帮帮她。”
“帮帮她?”
我站起身,走到阳台边。
看着他精心伺候的那些兰花。
“帮她买菜?帮她交水电费?帮她买衣服?”
“陈国伟,你是慈善家吗?”
“还是说,你在我这里找不到存在感,就要去别人那里当救世主?”
这句话,似乎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怨愤。
“是!”他吼了出来。
“我就是想找点存在感,怎么了?”
“在这个家里,我算什么?”
“你永远是对的。你永远是理性的。”
“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你拿主意。”
“我买个花盆你要嫌贵,我喝口酒你要念叨半天。”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只会添乱的老头子!”
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
“但是在安萍那里不一样。”
“她需要我。”
“她家灯泡坏了,我去换,她会给我倒杯水,说声谢谢陈哥。”
“她去医院看病不敢一个人,我陪她去,她会拉着我的袖子哭。”
“在她那里,我觉得自己还是个男人,是个有用的人!”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
我看着他。
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男人。
突然觉得很悲哀。
原来,这就是真相。
不是因为激情,不是因为美色。
而是因为软弱。
因为衰老带来的恐慌。
他在我这里,是一个平等的、甚至略显无能的伴侣。
而在那个女人那里,他是一个被仰视的英雄。
哪怕这个英雄的披风,是用我的钱买的。
“所以。”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头的酸涩。
“你为了这点廉价的虚荣心,就可以背叛我们的婚姻?”
“背叛?”陈国伟惨笑了一下。
“婉珍,我们的婚姻,还剩下什么?”
“除了搭伙过日子,还有什么?”
“我们分房睡了五年了吧?”
“我们上一次牵手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
“这种日子,就像是一潭死水,早晚会把人憋死!”
他的话,像是一把生锈的刀,在我的心口来回锯着。
疼。
但是不见血。
我也曾想过改变。
可是,几十年的习惯,性格的差异,让我们像两颗咬合不紧的齿轮。
转动起来,只有噪音和磨损。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
看着窗外的雨幕。
雨越下越大了。
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雾中。
“明天。”
我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平静地说。
“我要见她。”
“什么?”陈国伟惊恐地站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婉珍,这事儿跟她没关系,是我……”
“闭嘴。”
我打断了他。
“既然她是你的‘常用同行人’,那我也该认识认识。”
“明天上午十点,就在楼下的‘静心茶楼’。”
“把她叫来。”
“如果不来,我就去她住的地方找她。”
“我有她的地址。”
其实我没有。
但我知道,陈国伟不敢赌。
他是个懦弱的人。
他怕事情闹大,怕丢人现眼。
“婉珍……”他还要说什么。
“睡觉。”
我关掉了客厅的灯。
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
我走进卧室,反锁了门。
这一夜,我没有睡。
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翻身声。
我知道,他也睡不着。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脑子里像是在放电影。
从我们相亲认识,到结婚,生子。
从年轻时的争吵,到中年的冷战,再到老年的麻木。
我想起了那个未曾出世的孩子。
那是我们结婚第三年。
我意外流产。
那时候,他也曾紧紧握着我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婉珍,以后我就是你的依靠。
可是后来,依靠变成了依赖,依赖变成了负担。
生活不是童话。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充满了琐碎和消磨的战役。
我们在战壕里并肩作战了这么多年。
最后却发现,身边的战友,早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或者是,早就偷偷向敌人投了降。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做好了决定。
既然感情已经靠不住了。
那就靠规则吧。
既然婚姻已经变成了一具空壳。
那就给它装上一个支架。
哪怕是冰冷的,钢铁的支架。
只要能撑住这个家,不让它彻底塌下来。
第二天上午。
静心茶楼。
我特意选了一个靠窗的包间。
光线明亮,视野开阔。
我不喜欢在阴暗的角落里谈事情。
那是阴谋家的地方。
我是正室。
我要站在阳光下。
十点整。
包间的门被推开了。
陈国伟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我抬眼看去。
那就是安萍。
她个子不高,有些微胖。
穿着一件米色的针织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阔腿裤。
头发烫成了微卷,染成了栗色。
皮肤保养得还算不错,白净,细嫩。
只是眼角的细纹和微微下垂的嘴角,暴露了生活的风霜。
她看起来很局促。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帆布包,眼神躲闪,不敢看我。
“坐。”
我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声音平静,没有起伏。
陈国伟拉开椅子,让安萍坐下。
然后自己坐在了我们中间的位置。
像是一个随时准备拉架的裁判。
服务员送来了茶水。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轻轻抿了一口。
是普洱。
味道醇厚,带着一丝苦涩。
“安女士。”我放下茶杯,看着她。
“初次见面。”
安萍的身子抖了一下。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低下头去。
“林……林姐好。”她的声音很细,带着一丝颤音。
“不用叫姐。”我淡淡地说。
“论年纪,我确实比你大。但论手段,我不如你。”
陈国伟的脸色变了变。
“婉珍,好好说话。”
我没有理他。
继续盯着安萍。
“听说,这一年多来,国伟没少麻烦你。”
“不……不是。”安萍急忙摆手。
“是陈哥……是陈哥帮我。”
“哦,是吗?”
我笑了笑,笑意不达眼底。
“那我们来算算这笔账。”
我从包里拿出那叠流水单,还有昨晚连夜整理的一张清单。
“这一年,陈国伟在你身上花的钱,大概有三万五千块。”
“包括给你修缮房屋的材料费,给你买的营养品,还有这几次旅游的费用。”
“当然,还有很多现金支出,查不到记录,我就不算了。”
我把清单推到她面前。
“安女士,这些钱,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有权追回。”
安萍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她看着那张清单,嘴唇哆嗦着。
“我……我不知道……”
“我没要他的钱……是他非要给我的……”
“而且……而且我也给他做了饭,洗了衣服……”
“那是保姆的活。”我打断了她。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保姆,那我们应该签个劳务合同。”
“但是,保姆不会和雇主一起去旅游,更不会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们没有住一个房间!”陈国伟插嘴道。
“我们是开的标准间,两张床!”
“有区别吗?”我冷冷地看着他。
“在法律上,这叫非正常男女关系。”
“在道德上,这叫出轨。”
包间里再次陷入了死寂。
安萍低着头,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桌子上。
她看起来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兔子。
但我知道,这只兔子的牙齿,咬起人来也是很疼的。
“林姐……”
安萍带着哭腔开口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贪图陈哥的好。”
“我就是……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家里水管坏了没人修,生病了没人递水。”
“陈哥人好,不嫌弃我……”
“我真的没有想破坏你们的家庭。”
“我这就走,以后再也不联系了。”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
“慢着。”
我叫住了她。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说透。”
我看着陈国伟,又看着安萍。
“陈国伟觉得我不温柔,不体贴,给不了他想要的情绪价值。”
“而你,安女士,你能给他。”
“你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男人,是个英雄。”
“这很好。”
我顿了顿,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凡事都有代价。”
“陈国伟今年六十岁。”
“他有高血压,痛风,还有轻微的冠心病。”
“他的膝盖有积液,阴雨天会疼得下不了楼。”
“他的前列腺也不好,晚上起夜三四次。”
“他每个月的退休金是七千块。”
“但他每个月吃药就要花掉一千五。”
“而且,他是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的人。”
“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甚至连袜子都找不到。”
我一条一条地列举着。
像是在介绍一件待价而沽的残次品商品。
陈国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但他无法反驳。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
“安女士。”
我看着安萍,眼神锐利。
“你只看到了他给你修水管、陪你看病的那一面。”
“那是他透支了自己的精力和金钱,在你面前表演出来的‘英雄’形象。”
“如果你真的想要他,我可以成全你们。”
“我们可以离婚。”
“但是,离婚后,他除了那点退休金,什么都没有。”
“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存款也是我理财赚来的。”
“他净身出户。”
“到时候,你要负责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你要负责带他去医院看病。”
“你要忍受他晚上的呼噜声,忍受他的臭袜子,忍受他的坏脾气。”
“你还要承担他生大病时的医疗费。”
“毕竟,那时候我就没有义务了。”
我身体前倾,逼视着她。
“安萍,你愿意吗?”
“你愿意接手这个‘负担’吗?”
安萍愣住了。
她张着嘴,呆呆地看着我。
显然,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她只看到了陈国伟的体贴和照顾,看到了那个能帮她遮风挡雨的男人。
却没看到这个男人背后的沉重和琐碎。
那是只有原配妻子才需要承担的真相。
陈国伟也愣住了。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震惊,有羞愧,还有一丝恐惧。
他大概也没想到,他在我眼里,竟然是这样一堆“麻烦”。
“我……”安萍嗫嚅着。
她的眼神开始游离。
她看了看陈国伟,又看了看那张账单。
最后,她退缩了。
“林姐……你误会了。”
她低下头,声音变得很小。
“我真的只是把陈哥当大哥。”
“我……我身体也不好,照顾不了别人。”
“那钱……我会慢慢还给你们的。”
说完,她抓起包,逃也似地冲出了包间。
连头都没有回。
包间里只剩下我和陈国伟两个人。
茶水已经凉了。
陈国伟坐在那里,像是一尊石像。
他的背脊塌了下去。
刚才那种试图维护安萍的勇气,此刻已经烟消云散。
他被抛弃了。
被那个他以为“需要他”的女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
在现实的重压面前,那点暧昧的情愫,脆弱得像一张纸。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胜利的快感。
只有无尽的疲惫。
这就是男人到了六十岁的“桃花运”。
剥开那层粉色的外衣,里面其实是赤裸裸的算计和利用。
他在找存在感。
她在找免费劳动力和长期饭票。
各取所需罢了。
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责任和负担,谁都会跑得比兔子还快。
“回家吧。”
我站起身,拿起包。
“回去把字签了。”
“签……签什么字?”陈国伟茫然地抬起头。
“离婚协议?”
他的声音在发抖。
“不。”我摇了摇头。
“是《婚内共处协议》。”
回到家。
我打开电脑,打印出了那份我昨晚拟好的协议。
一式两份。
我把它放在茶几上,递给陈国伟一支笔。
“看看吧。”
陈国伟颤抖着手接过协议。
第一条:财务透明。
双方每月的退休金及其他收入,除保留两千元作为个人零花钱外,其余全部存入联名账户,由女方统一管理。任何超过五百元的支出,需经双方同意。
第二条:行踪报备。
双方外出需提前告知去向及同行人员。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特殊情况需视频确认。
第三条:手机共享。
双方有权随时查看对方的手机通讯记录、聊天记录及消费记录。不得设置对方不知道的密码。
第四条:家务分担。
男方负责买菜、倒垃圾、浇花及简单的维修工作。女方负责做饭、洗衣及家庭卫生。
第五条:违约责任。
若一方再次出现精神出轨或实质性出轨行为,或违反上述条款,需净身出户,并赔偿另一方精神损失费二十万元。
条款很苛刻。
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这不像是一份夫妻间的协议,更像是一份监管犯人的守则。
陈国伟看着那些冷冰冰的文字,脸色灰败。
“婉珍……一定要这样吗?”
他抬起头,眼神哀求。
“我们是夫妻啊……这样做,还有什么感情可言?”
“感情?”
我坐在他对面,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陈国伟,感情是易碎品。”
“我们现在的感情,已经碎了。”
“既然粘不起来,那就用胶带缠上。”
“这份协议,就是胶带。”
“它能保证我们这个家不散。”
“能保证你老了有人照顾,病了有人送医。”
“能保证你在外面不会被那些‘安萍’们骗得底裤都不剩。”
我喝了一口水,语气放缓了一些。
“你不是想要安全感吗?”
“这就是安全感。”
“规则,才是最大的安全感。”
陈国伟沉默了。
他看着那份协议,看了很久很久。
他知道,他没有选择。
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我,他真的会变成一个凄凉的孤老头子。
安萍的离去,已经给了他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他终于拿起了笔。
在协议的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他的背影,显得更加苍老了。
但我并不心软。
我知道,这是为了我们好。
也是为了他好。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陈国伟变得老实了。
他不再整天抱着手机傻笑。
也不再找借口往外跑。
他开始学着做家务。
虽然做得笨手笨脚。
买回来的菜有时候不新鲜,倒垃圾的时候会弄脏地板。
但我没有责怪他。
我只是默默地在他身后,帮他收拾烂摊子。
然后告诉他,下次该怎么做。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奇怪。
客气,疏离,但又紧密。
像是一对合租的室友。
又像是两个签了合同的合作伙伴。
每天晚上,他会把手机放在茶几上,让我检查。
我其实很少看。
那种东西,看多了伤眼睛。
只要他肯放出来,那就是一种态度的展示。
这就够了。
我也开始试着改变。
既然签了合同,我也要履行乙方的义务。
我开始关注他的身体。
给他买了新的血压计,每天早晚监督他量血压。
他的胃不好,我开始学着煲养胃的汤。
山药排骨汤,猴头菇鸡汤。
每天变着花样做。
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聊几句。
不再是以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沉默。
虽然聊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菜价涨了,楼下的野猫生小猫了,隔壁老王的孙子考上大学了。
但至少,有声音了。
这个家,不再像是个冰窖。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
我正在厨房洗碗。
陈国伟走了进来。
他手里拿着两个红彤彤的东西。
是石榴。
软籽石榴。
我最爱吃的水果。
但他以前从来不买。
嫌剥起来麻烦,弄得满手汁水。
“今天去超市,看这石榴挺好的,就买了两个。”
他把石榴放在流理台上,有些不自在地搓了搓手。
“那个……我给你剥?”
我愣了一下。
看着那个石榴,又看了看他。
他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
那是真诚的。
不像是在安萍面前那种表演出来的英雄主义。
而是一种回归生活的、踏实的温情。
“好。”我点了点头。
“剥干净点,别把白膜留上面,苦。”
“哎,知道。”
他应了一声,拿起水果刀,笨拙地切开石榴。
灯光下,他的白发有些刺眼。
但他剥得很认真。
一颗一颗红宝石般的石榴籽,落进白色的瓷碗里。
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看着他的侧脸。
突然觉得,心里那块坚硬的冰,似乎融化了一角。
也许,这就是六十岁的婚姻吧。
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浪漫。
甚至连信任都变得残缺不全。
但只要还有规则在,还有利益的捆绑在。
还有那一点点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在。
我们就还能走下去。
所谓的“老伴”。
不就是老了之后,互相做个伴吗?
哪怕这个伴,有时候会开小差,会犯错。
但只要他还能回家,还能在灯下给你剥一个石榴。
那就凑合着过吧。
毕竟,外面风大雨大。
谁也不想一个人淋雨。
晚上十点。
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那一碗石榴。
甜津津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
电视里放着一部家庭伦理剧。
吵吵闹闹,鸡飞狗跳。
陈国伟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就在茶几上。
屏幕亮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发来的一条短信。
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陈哥,我后悔了。我想你。”
我看清了那几个字。
陈国伟也看清了。
他的手僵在半空,手里还捏着一颗石榴籽。
空气瞬间凝固。
刚才的那点温情,像是一个脆弱的肥皂泡,瞬间破灭。
我转过头,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
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慌乱。
“婉珍,我……”
他刚要开口。
我伸出手,拿起了那部手机。
“这就是违约风险。”
我平静地说。
“陈国伟,考验你履约能力的时候到了。”
我把手机递给他。
“回电话?还是拉黑?”
“你自己选。”
陈国伟看着那部手机,像是在看一颗定时炸弹。
他的喉结滚动着。
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窗外,雨又开始下了。
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
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审判。
我靠在沙发背上,静静地等待着他的选择。
故事,还远没有结束。
只要人还活着,欲望和诱惑,就永远不会缺席。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守住那条底线。
用规则,用契约,用那一点点残存的理智。
去对抗这漫长而荒凉的余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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