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上大学我就要造反！南京老刑警王田箴亲历的1954年反动投书案

1954年8月3日，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二科户籍民警王田箴（从警5年）由于表现突出（此时王田箴因为连破两起私藏枪支案已有一个二等功在身，王田箴如何破获这两起私藏枪支案的请看本厂长两次基层走访起获两支手枪，南京老户籍警王田箴亲历的两起藏枪案一文），被一纸调令从秦淮分局调到南京市公安局一处当侦查员。

王田箴

虽然行政级别没有变，还是副科级，但是从分局调到市局，那在同事们眼中就是“一步高升”，大家都为王田箴由衷感到高兴，不过在王田箴临行前，二科科长给王田箴泼了一盆冷水：“小王啊，一处侦查员文化、业务素质都很高，个个精明强干，没有本领的人在一处站不长，是会被淘汰的，你要加强学习，不然被退到这里来，我可不收哟。”

已经背上行囊的王田箴当即立正，“啪”的一声向科长敬了个军礼：“科长放心，我一定尽快提高文化和业务素质，认真向老同志学习，做一名合格的侦查员，不给二科人丢脸！”

科长笑了：“这才是我们二科出来的兵，快去吧，要好好干！”

“是！”

老照片：两名身穿50式警服的公安民警的合影

王田箴报到后没多久，市局一处就在8月12日收到一起反革命案件的侦破任务，起因是八月初的时候邮检组查获的两封从中华路邮局寄出的反动信件，内容是对油粮统购统销政策及失学的现状极为不满，谩骂基层干部，散布反对和抵制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声称已经成立了“组织”，准备先杀解放军战士，夺取枪支弹药后上山打游击。

南京市公安局对此极为重视，成立由一处处长高炳林亲自督办，由副处长秦学诗担任组长的六人专案组，王田箴来一处报到的时候刚好是专案组缺人手的时候，当即就被秦学诗副处长“抓了壮丁”，被薅进专案组“跑腿”。

在案情分析会上，众人认为从投信时间、地点、内容分析判断，作案人应以秦淮区为主，失学高中生及待业青年、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为主要对象。随即，排查工作就此展开，重点放在秦淮区的教育科以及各所中学档案中的问题青年。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专案组排查了六百一十七名嫌疑对象，从中圈出了五十一名重点对象，最后又从这五十一人里面圈出了六个人，其中排在嫌疑度第一位的是家住中华路的自行车行老板李某某的大儿子李端成，由于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心中非常不满，曾经到秦淮区区政府和教育局吵闹过，未果后自暴自弃参加流氓组织，曾潜入原来毕业的高中学校图书馆偷盗图书和考卷，甚至还阻止同学参军。另外，二号嫌疑人——家住江宁县（当时属于镇江专区，今属南京市江宁区）的余大宝和李端成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同样没有考上大学，此后和李端成联系密切——

老照片：自行车车行

于是专案组将李端成和余大宝列为重点嫌疑人进行深入排查，但是通过搜集他们留在学校里的笔迹和反动信件上的笔迹进行比对后却发现两人的笔迹和反动信件上的笔迹完全对不上，这下让专案组成员们的士气大受打击，连组长秦学诗都对之前的侦查方向产生了怀疑——

但是新来乍到的王田箴不死心，虽然人微言轻没有贸然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在下班后却将自己留下来独自加班，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头拿着放大镜对李端成和余大宝的字迹样本和两份反动信件反复研究比对，突然发现其中一封反动信件中有一个字的笔锋和墨水颜色和其它的字有些许不同。

于是，王田箴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这两封反动信件应该不止一个人所写！

9月15日，王田箴鼓足勇气向秦学诗汇报了他的这个想法，秦学诗如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立即请技术处的同志用显微镜对信件的字迹进行逐字检查和比对，结果发现这两封信件上一共有四种不同笔迹和两种墨水。换句话说，这两封反动信件是四个人用两支钢笔写下来的。

据此，秦学诗认为此案系多人共同作案，应继续围绕李端成和余大宝的社会关系扩大排查范围，众人的信心得到了恢复。散会后，秦学诗笑着拍着王田箴的肩膀说：“小王啊，不管这案子破没破了，你都立了一大功！”

在对李端成的社会关系调查中，专案组又发现李端成的高中同学——家住江宁县陶吴镇的陶启良也曾因为没考上大学多次前往教育局吵闹，并多次发表对政府不满的言论，且了解到陶启良在学校就读期间语文成绩较好，尤其是一手硬笔书法字写得非常好。于是王田箴要来了陶启良在高中时写的作文交给技术处，和反动信件进行比对，结果发现信中大部分的笔迹和陶启良写的作文笔迹相似，但还不能完全确定两者可以作同一认定。

老照片，1952年第一次高考时的场景

于是，王田箴和侦查员杜敏高骑着自行车骑行二十多公里前往江宁县陶吴镇实地调查，在陶吴派出所的协助下取得了陶启良近期的笔迹样本，带回来交技术处进行比对后可以确认两封反动信件都是陶启良执笔的，然后有多人在上面动笔进行了修改。

得知比对结果后，秦学诗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将李端成、陶启良和余大宝拘留审查——

“大记忆恢复术”加持之下，余大宝首先扛不住“酸爽的伺候”交代说：“警察叔叔，这不关我的事啊，信是李端成起草的，陶启良执笔的，我和姜树成不过是改了几笔而已，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随即专案组迅速拘捕了姜树成，还没上“刑违艺术”时姜树成已经吓尿了，把他知道的一股脑的全招了。四个成员撂了两个，那李端成和陶启良再怎么死扛也没有用，最终也只好说了实话：

原来，四人因为当年没考上大学，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而是认为分数线太高，或者有人“走了后门”顶掉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录取名额，心存不满，多次以“查分”的名义去秦淮区教育局闹事，一开始教育局的同志还耐心给他们解释，到后来也对他们烦了，也就不再接待他们。

如此“怠慢”让这四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集体破防了，于是经常聚集在一起暗中收听敌台，然后书写反动信件声称自己准备杀害解放军、抢夺枪支后上山打游击，向敌特留下的通信地址进行投递，要求获得支持，信件的内容是他们四个当中头脑最灵活、出口成章的李端成起草的，由字迹最漂亮的陶启良执笔书写，完稿后由余大宝和姜树成修改了一些字后装入信封，由李端成投入中华路邮局的邮筒中——

南京老邮筒

至此，本案告破，李端成和陶启良以反革命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和十年，姜树成和余大宝以反革命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和五年。

由于表现突出，王田箴在1955年4月被南京市公安局授予第二个二等功，并在同一年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升任市局一处一股副股长，成为一处的业务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