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蒋介石方案详解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47年关于党团合并的意义，蒋介石曾专门作了有关指示。

他提出：

要求全体党员团员，从党务根本改造的高度认识党团统一的重要性，并予以拥护与贯彻。蒋介石的指令下达后，国民党、三青团的报刊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宣传。

《中央日报》接连为此发表社论，不厌其烦地对党团合并的意义加以解释说明，指出“这次党团合并，在中国革命底线阶段，是具有重大含义的”。

其意义在于：

第一，在进行“戡乱”的重大关头，“党团合并，统一组织，简化指导系统，适足以增进效能，迅赴事功，加强总动员底力量”。

第二，实施宪政后，“在这种政治竞赛的场合里，党和团在形式上的各自独立，适足以分散力量，运用困难。今后党团组织一元化，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必然仍可作为中国政治上的主导力量”。它呼吁党团保持团结，共同奋斗。

它宣称：“我们今日要大书特书之一点，就是这次党团统一组织，对于本党，具有根本改革的意义”，“党团统一组织就是本党根本改革的第一步”。

面对尖锐复杂的党团关系和矛盾，《中央日报》一再呼吁党团双方互相谦让，加强团结，讲求“相处之道”。

社论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五十三年革命饱尝艰辛的组织，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十载结合锐气英发的团体。…可是同志之间仍应讲求相处之道。”

它以北宋“新旧两党之争，蔓延至二百年之久，由政策之不同，转为人事的倾轧。而其结果，灭亡了北宋”的惨痛史实，作为前车之鉴，谆谆告诫党团双方：“一个极端的行动，必定激起同样极端的反动。每一个问题都要从两方面观察。每一件争执都可从两方面疏解。”

如果一意孤行，走上极端，就不仅损害了对方，“也毁坏了自己，而国家更受了严重的挫折”。它最后表示殷切期待：“党团同志如能效法韩(琦)范（仲淹）的合作，就不会贻留程颢的慨叹！”

三青团的喉舌《和平日报》自然不甘落后，也连篇累牍地加以宣传鼓吹。

它宣称：

它希望“党与团都聚精会神地来研究”党团合并问题，“态度必须公正，立场必须客观，不可夹杂半点私心邪念”。又称“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便成为今天党团统一改造的惟一努力目标。一切为了集中力量！一切为了加强力量！”

它强调指出，三青团之产生与结束皆有其历史必要性，“党团统一组织以后，团的组织形式固然已不存在，而党亦因这股新血的注入而焕然一新了。革命组织是由革命情势决定随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产生，是由于革命环境的需要；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与国民党合并，也是由于革命环境的需要。党团同时存在，是革命力量的分工；党团统一组织，是革命行动的合一”。

指出下列情况决定了党团合并势在必行：

鉴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日益严重，一些人对党团合并能否收到实效并不乐观。

中央监察胡庶华也指出：

还有人专门分析了党团干部的长处与短处：

《湖南青年》月刊发表社论称：

可以看出，很多人之所以主张党团合并后更改党名，也是为了防止给人留下三青团被吞并的印象。

许多团干对党团合并感到震惊与怀疑，并表示不满和“灰心消极”：“自党团统一之议一出，同志间议论纷纷，多所疑揣；尤以远地同志为然。”

有人以为党团矛盾固然存在，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以此为借口来撤销团的组织，未免小题大做：

流露出对于党团合并的不满。

党团合并实行后，消极悲观、回顾留恋的情绪顿时笼罩了许多团干，始终挥之不去。

有人就说：

重庆某大学生在信中写道：

惋惜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三党团合并的实施过程党团合并的实施过程，以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与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党团合并方案、原则的制定，后一阶段则是合并方案的具体执行。

1947年6月27日，蒋介石向三青团书记长陈诚和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布党团合并的决定。6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集中党与团的力量案》，决议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归并于国民党，以“统一革命阵线，加强戡乱力量”；并决定成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负责党团合并事宜；限于当年9月15日以前完成党团合并工作。

随后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关于党团统一组织案》，决议设立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由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组织部正副部长、宣传、海外、农工各部部长，中央团部正副书记长、组织处正副处长及各处处长作为委员，吴铁城陈诚、陈立夫担任召集人。

7月8日，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在京中央干事、监察均通知参加，由书记长陈诚宣布党团合并之决策，并无其他交代，语极简单。

据参加者回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沉默许久。中央监察白瑜因“与有些地方干部同志廿余年的患难相共”，只能硬着头皮起来发言，谓“一个政党团体，各省、县团员众多，如此简单合并，地方团部如何结束？地方干部如何安排？我们应替总裁设法交代，以安人心，而利团结”。

中央干事胡轨、张宗良予以附和，主张应有研究，空气乃为之一变。决定成立研究小组，召集各省级干事长等人来京，共同商讨。

会议推定袁守谦、郑彦棻、蒋经国等19人成立研究小组（由袁守谦、郑彦棻负责召集)，研拟党团统一组织实施方案。该小组经过审慎研讨，拟订了《党团统一组织实施纲要草案》，与国民党方面（余井塘）拟订的《改造本党方案》，一并提交蒋介石核阅。

这两个方案分别代表了党团的立场，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也成为双方激烈交锋的焦点。7月16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听取关于上述两个方案的报告。会议决定于9月9日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及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党团合并的决议，并确定党团合并后之工作与“后期革命”之主张及办法。

7月19日，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研讨修订方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仅推定洪兰友、余井塘、李惟果、郑彦棻、李俊龙等五人，就各人所发表意见加以整理。党团双方几度协商，“仍未能获致协议，迁延竟旬，使得蒋主席颇为焦虑”，在此期间，曾“痛斥团干部的偏见与自私心理”。

20日，蒋介石召见吴铁城、陈诚和陈立夫，指示对上述两个方案不同之点，可从长计议，寻求折中合理之方案；并指示：“（一）党团合并为组织的扩大与加强，而非团的取消。（二）党团合并原则应绝对平衡。”

21日，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再度集会，经过详慎讨论后，对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之任务、各级党团统一组织之原则，及召开党团中央全体联席会议等三大主要问题，终于获得初步结论。

23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76次常会，通过了《党团统一组织原则》，并决定扩大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组织（增为36人)，并增设指导委员（聘请吴敬恒、丁惟汾、戴传贤等16人）。

7月25日，扩大后的中央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两个研究小组。第一小组负责研拟《国民党改造方案》，并整理上述党团双方提出的两个方案，及党员总宣誓和财产登记办法，由余井塘、郑彦棻召集。第二小组负责研拟中央党团联席会议及国民党四中全会议题，由刘健群召集。会上余、郑两人互相商定，由余氏负责草拟《国民党改造方案》：

《党团统一组织实施纲要》指出了党团合并的重要意义，强调要建立集中统一的“革命力量”。

纲要宣称：

纲要还呼吁党团员深切反省，痛改前非：“党团统一组织是革命组织的自我革命工作，所以全体党团同志必须承认过去错误，打破自私观念，放弃固陋成见，痛切觉悟，正心诚意，站在革命立场，体察革命需要，共求革命组织之根本改造，决不可仍存私念，固执成见，或虚伪敷衍、因循苟且，成为国民革命之千古罪人。”

8月1日，为广泛征求团内干部意见，中央团部召开研究会议，并邀请常务干事程思远、黄少谷及在京地方团部负责人吴绍澍等人参加。

8月2日，中央研究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实施纲要》和《实施办法》。

最后决定只需采用《实施办法》，不必另行制订《实施纲要》；并推定王启江、余井塘、郑彦棻三人对《实施办法》进行详细审查。

次日，《实施办法》经三人小组略微修正后，终于获得一致意见。8月18日，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研究小组开会，对余井塘所拟《党的新建设纲领草案》广泛交换意见，决定进一步补充整理。

在此期间，三青团中央团部曾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党团合并有关事宜，报告党团合并工作进展情形，广泛征求各级干部意见，并拟订有关方案和提案。

据记录，其中讨论的问题有：党与团的关系，关于团务改进，党团政之摩擦，对党团统一改造的意见，统一改造的新政治纲领，党团统一后之组织，党团统一后之各项改进及应有之措施等。

中央团部并决定：于9月5日在南京召开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商讨党团合并问题，尽可能使各直属区团部书记以上干部，及各分团所推选代表均能参加，充分交换看法，达成一致意见；还推定蒋经国、赵仲容、胡轨三人负责研拟三青团二届二中全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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