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还是八十年代末,街上的喇叭裤和迪斯科正流行。暑假里,我去邻村同学家找他写作业,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我就愣住了。
院里晒着谷子,蝉鸣声一阵紧过一阵。同学正蹲在地上啃西瓜,而他姐姐正端着簸箕从屋里出来。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齐耳的短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段雪白的皮肤。阳光洒在她身上,她眯着眼回头看了一眼,目光正好撞上了我慌乱的眼神。
她愣了一下,随即脸颊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红了起来。她放下簸箕,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轻声说了句:“你真直白。”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心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那次之后,那个画面就在我脑子里生了根。我开始频繁地去同学家,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借一本书或者问一道题。每次见到她,我都紧张得手心冒汗,话也说不利索。她总是很温柔,有时候会给我切一大块冰镇西瓜,有时候会递给我一杯凉茶,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渐渐地,我发现她不仅长得清秀,心也细。有一次下雨,我没带伞,正准备淋着雨跑回家,她却撑着一把大黑伞追了出来,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的桥边。雨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她却浑然不觉,只顾着叮嘱我路上小心。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辈子的运气都在那天用光了。
高三那年,学习压力很大。我在县城复读,她在市里的一家纺织厂上班。虽然见面少了,但我心里那份念想却越来越浓。每个月我都会省下几块钱,跑到邮局给她寄一封信,信里写满了我在学校里的琐事和对她的思念。她很少回信,但每次收到她那字迹娟秀的回信,我都视若珍宝,看了无数遍。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听说南方机会多,我动了心思。毕业那年,我瞒着家里人,收拾了几件衣服,怀里揣着借来的路费,决定南下闯荡。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想去见她最后一面。
我骑着自行车,在那个熟悉的巷口停了下来。犹豫了很久,我还是敲开了她家的门。开门的是她妈妈,她也在家。昏黄的灯光下,她比几年前更加成熟了,眼角多了一份沉静的气质。
我把去南方的想法告诉了她,也隐晦地说了我的心思。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像以前那样脸红,只是眼神变得复杂起来。许久,她才低声说了一句:“外面的世界很大,也很苦,你要照顾好自己。”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过多的言语。第二天清晨,我背着包走出村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目送着我离开。风吹动着她的衣角,那一刻,我读懂了她眼神里的意思——那不是挽留,而是一种祝福。
后来的日子,我在南方吃了很多苦,住过漏风的工棚,干过最累的活。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午后她羞红的脸,想起雨天她送来的那把伞。凭着这股劲,我从学徒做到了师傅,又慢慢攒下了一些钱。
五年后,我终于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站稳了脚跟。当我再次回到家乡,已经是物是人非。我听说她早就嫁人了,嫁给了镇上一个老实本分的木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没有想象中的撕心裂肺,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平静。
我去了她家附近,远远地看见她和丈夫一起在田里劳作,身边还牵着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她看起来很幸福,脸上洋溢着一种我不曾见过的安宁。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转身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小镇。那张泛黄的照片至今还在我的钱包夹层里,照片上的女孩笑得很甜,那是青春里最纯粹的一场梦。有些缘分,或许注定只能止步于那个蝉鸣聒噪的夏天。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离开,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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