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深圳闯荡睡天桥，一个收废品的大叔说：跟我干，我教你

1991年的夏天，深圳的空气黏糊糊的，像一块化了一半的麦芽糖，粘在每个人的皮肤上。

我，陈进，十九岁，兜里揣着从家里偷拿的三百块钱，还有我爹写给我二叔的一封信，一头扎进了这块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地方。

我二叔，陈建国，信上地址是宝安区的一个工厂。

可我按着地址找过去，工厂大门紧锁，门卫室里一个打瞌睡的保安大爷告诉我，这个厂子半年前就倒了，老板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工人都散了。

那一刻，我站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看着来来往往挂着粤B牌照的汽车，第一次尝到了什么叫茫然。

三百块钱，在深圳这种地方，像一把沙子撒进大海，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我住了最便宜的招待所，一天十五块，一张木板床，房间里混杂着汗臭和霉味。

一个星期后，我口袋里只剩下不到五十块钱。

工作没找到，二叔也没找到。

我开始慌了。

交不起房租那天，我被老板娘像扔垃圾一样把我的破帆布包扔了出来。

我就这样，成了深圳街头无数游魂中的一个。

白天，我去工地门口蹲着，希望能有个包工头看上我这身力气。

可那些包工头眼睛毒得很，一眼就看出我是个没干过活的生瓜蛋子，没人搭理我。

晚上，我就在深南大道的天桥底下找个角落缩着。

深圳的夜晚不睡觉，车流像发光的河，从我脚下奔腾而过。

桥上的风很大，吹得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旁边睡着一个更老的流浪汉，他教我用报纸裹在身上，能挡点风，也能吸潮气。

“靓仔，刚来啊？”他看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咧开没几颗牙的嘴笑了。

我没吱声，把头埋进膝盖里。

我不是流浪汉，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暂时没找到地方。

这种自我安慰，在饥饿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第三天晚上，我饿得胃里像有只猫在挠，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桥底下，一个身影推着一辆吱吱呀呀响的三轮车，停在了不远处。

是个收废品的。

他借着路灯的光，把白天收来的纸皮、塑料瓶、易拉罐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压扁，装进不同的蛇皮袋里。

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叔，背有点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动作很慢，但很有条理。

我盯着他，或者说，盯着他三轮车上挂着的一个塑料袋，里面好像有半个馒头。

我的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眼神很平静，不像我之前遇到的那些人，要么是鄙夷，要么是麻木。

我赶紧把头转开，假装看桥下的车流。

心里却在骂自己，陈进，你他妈怎么混成这个德行了？连别人的半个馒头都惦记。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那个吱吱呀呀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是朝我这边来的。

我心里一紧。

一双沾满灰尘的解放鞋停在我面前。

我抬起头。

大叔递过来一个还带着他体温的馒头。

“吃吧，刚买的。”

我愣住了，看着那个白花花的馒头，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我没钱。”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没跟你要钱。”他把馒头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要走。

“叔！”我叫住他。

“我叫陈进，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把那半句话咽下去。

他摆摆手，推着他的破三轮，消失在夜色里。

我捏着那个馒头，像是捏着千斤重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吃到了来深圳以后最香的一顿饭。

第二天，我又在天桥底下见到了他。

他还是在整理他的废品，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手足无措。

“叔，昨天……谢谢你。”

他嗯了一声，没抬头，继续把他脚下的一个易拉罐踩扁。

“想找活干？”他忽然问。

我猛地点头，像小鸡啄米。

他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捶了捶后背，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

“看你样子，不像个懒骨头。”

“跟我干，我教你。”

我愣住了。

“干……干啥？”

他指了指他那堆破烂，说：“就这个。”

收废品。

我心里咯「登」一下。

我陈进，好歹也是高中毕业，在村里也算个文化人，跑到深圳来，就是为了收废T品？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大叔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不咸不淡地说：“看不起？”

“没有没有。”我赶紧摆手，可表情出卖了我。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自嘲，又有点别的什么我看不懂的东西。

“看不起也正常，这活脏，累，还不体面。”

“不过，能让你吃饱饭。”

吃饱饭。

这三个字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是啊，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

“我干！”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大叔点点头，从三轮车上抽出一个蛇皮袋和一个火钳子扔给我。

“行，那你今天就开始学。”

“我叫谢广强，别人都叫我老谢。”

就这样，我的深圳闯荡生涯，从一个蛇皮袋，一个火钳子，和一个叫老谢的收废品大叔开始了。

老谢说，收废品是门大学问。

我一开始不信。

不就是捡垃圾吗？有什么学问？

第一天，老谢让我跟着他，只看不准动手。

我们穿梭在深圳大大小小的城中村里，那些地方像城市的夹缝，阴暗，潮湿，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头顶。

老谢的眼睛像鹰一样尖。

他能从一堆生活垃圾里，一眼就看到一个被丢掉的破风扇，或者一个旧水壶。

“铜的，值钱。”他用火钳子敲了敲那个水壶，发出沉闷的响声。

他教我分辨不同的金属。

“你看，这个是铜，发红黄光。那个是铝，发白。铁最不值钱，但量大也能卖点钱。”

他把不同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放好，铜的放一个袋子，铝的放一个，塑料瓶又放一个。

我这才明白，他那辆破三轮上为什么挂着七八个蛇皮袋。

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看老谢的袋子，好像也没装多少东西。

晚上我们回到他住的地方，那是在城中村里租的一个单间，不到十平米，除了一张床，剩下的空间全堆满了废品。

一股难以形容的味道扑面而来。

老谢好像习惯了，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煤炉，生火，煮了一锅白粥，又从一个咸菜罐子里夹出几根咸菜。

“吃吧。”

我饿坏了，端起碗就往嘴里灌，也顾不上烫。

“叔，我们今天收的这些，能卖多少钱？”我含糊不清地问。

老谢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十？”我眼睛一亮。

他摇摇头。

“五块？”我心凉了半截。

“差不多。”他淡淡地说，“今天运气不好，没收到什么大件。”

一天累死累活，就赚五块钱？

我心里那点刚刚燃起的希望，又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小子，是不是又觉得这活没奔头了？”老谢一眼就看穿了我。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他喝了口粥，慢慢地说：“这只是第一步，叫‘扫街’，赚的是辛苦钱。想赚钱，得学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动脑子。”

第二天，老谢没带我“扫街”。

他骑着三轮车，带我去了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

我们没进去，就在外面转悠。

老谢指着工地里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说：“看到没？那里面全是宝。”

“废钢筋，废电缆，都是钱。”

“可我们进不去啊。”我说。

“所以要动脑子。”老谢说，“你在这儿等着。”

他把三轮车停在远处，自己走到工地门口，跟看门的保安聊了起来。

他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包“红双喜”，给保安递上一根，又帮他点上火。

两人吞云吐雾，聊得热火朝天。

我远远看着，心里直犯嘀咕。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老谢回来了，脸上带着笑。

“搞定了。”

“搞定什么了？”

“那个保安，叫老王，他答应我们，等晚上工人下班了，让我们进去捡点‘漏’。”

“捡‘漏’？”

“就是他们清理出来不要的废料，我们进去捡，捡多少算多少，回头给他买两条烟就行。”

我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搞关系吗？

那天晚上，我们真的进了工地。

我和老谢打着手电筒，在废料堆里刨了整整三个小时。

废电缆里的铜线，断掉的钢筋头，还有一些被丢弃的金属零件。

那一晚，我们装了满满两大车。

回到那个小单间的时候，天都快亮了。

我们把那些废品整理出来，第二天一早拉到废品站。

磅一称，老板报了个数字。

“三百二十块。”

我当时就懵了。

三百二十块！

这比我爹一个月工资还多！

老谢把钱接过来，数出二十块，塞给保安老王买烟。剩下的，他递给我一百五十块。

“你的。”

我看着那沓沾着灰尘的钞票，手都在抖。

“叔，这……这太多了。”

“不多，你出的力气。”老谢说，“这是你应得的。”

我捏着那一百五十块钱，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靠自己双手赚来的大钱。

虽然这钱来得又脏又累，但它干净。

“叔，我明白了。”我对老谢说。

他看了我一眼，“明白什么了？”

“明白你说的‘动脑子’是什么意思了。”

老谢笑了，露出泛黄的牙。

“孺子可教。”

从那天起，我才算真正入了行。

我开始跟着老谢，学着怎么跟人打交道。

工地的保安，工厂的库管，小区的清洁工……这些在别人眼里不起眼的小人物，在我们这行，都是“财神爷”。

一包烟，几句好话，就能换来一个进门收货的机会。

老谢教我，做人要嘴甜，手脚要勤快，心要细。

“别小看任何人，也别把任何人当傻子。”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们不再像无头苍蝇一样满大街乱转。

我们有了固定的“货源”。

东边那个电子厂，每个月会淘汰一批线路板。

南边那个装修队，总有拆下来的旧门窗和水管。

北边那个小区，我跟清洁工大妈混熟了，她会把住户扔掉的旧家电都留给我。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从一天赚几十，到一天能赚上百。

我不再睡天桥了。

我和老谢在城中村里合租了一个大点的房间，虽然还是堆满了废品，但至少有了一张属于我自己的床。

我给自己买了新衣服，虽然是在地摊上买的。

我甚至开始往家里寄钱。

第一次寄钱回家，我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拿着电话，眼泪就下来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天天好起来。

可深圳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巨大的丛林，有食物，自然也有抢食的野兽。

我们的地盘，被人盯上了。

盯上我们的是一个叫“毛哥”的家伙。

毛哥也是收废品的，但跟我们不一样。

他手下有几个小弟，做事很霸道，在附近几个村子是出了名的“地头蛇”。

我们和清洁工大妈约好去收一台旧冰箱。

等我们到的时候，冰箱已经不见了。

大妈一脸为难地告诉我们，毛哥的人刚来过，硬是把冰箱拖走了，还扔下二十块钱。

“小陈啊，不是大妈不帮你，是那几个人太凶了。”

老谢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皱了起来。

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几天，我们好几个“货源”都被毛哥的人抢了。

他们要么是提前去把货收走，要么就是直接在我们收货的时候过来捣乱。

“老东西，这块地盘现在是我们的了，识相的就滚远点。”毛哥手下一个黄毛指着老谢的鼻子骂。

我气得血往上涌，抄起旁边的扁担就要冲上去。

老谢一把拉住了我。

“算了，我们走。”他声音很沉。

“叔！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不服气。

“好汉不吃眼前亏。”老谢把我拖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一句话没说，心里憋着一股火。

“小子，是不是觉得我很窝囊？”老谢问。

我没吭声。

“跟他们硬碰硬，我们占不到便宜。”老谢说，“他们人多，我们只有两个人。”

“那我们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老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精光。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我们不是君子，但也不是莽夫。”

“那我们怎么办？”

“等。”老谢只说了一个字。

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意一落千丈。

毛哥几乎断了我们所有的路。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扫街”的状态，一天下来，只能赚个饭钱。

我心里很急，好几次想去找毛哥拼了。

但老谢总是拦着我，让我沉住气。

他说：“毛哥这种人，做事不计后果，太张扬，早晚会出事。我们只需要等着，看他什么时候自己绊倒自己。”

老谢好像是个预言家。

机会，真的被我们等来了。

一天晚上，我跟保安老王喝酒。

老王喝多了，嘴上没了把门，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他们工地最近要拆一栋旧的宿舍楼，里面有大量的废旧电缆。

“那铜线，老粗了！”老王比划着，“这批货，我们经理的小舅子看上了，就是那个毛哥。他们说好了，等楼一拆，就让毛哥进去拉。”

我心里一动。

回去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谢。

老谢听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抽了半包烟。

最后，他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

“机会来了。”

“叔，我们怎么干？去抢？”

“抢是下下策。”老谢说，“我们要让他，心甘情愿地，把这批货‘让’给我们。”

我听得一头雾水。

接下来的几天，老谢变得很神秘。

他每天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他只让我做一件事，就是去废品站，尽可能地收一些废旧的电线外皮，就是那种剥掉了铜芯之后剩下的黑色橡胶皮。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照做了。

几天下来，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电线皮。

宿舍楼开拆那天，毛哥意气风发地带着他的人和几辆大卡车就等在工地门口。

老谢骑着他的破三轮，也带我去了。

我们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拐角处停下。

“叔，我们就在这儿看？”

“对，看戏。”老谢递给我一个水壶。

下午，宿舍楼被推倒了。

毛哥的人一拥而上，开始从废墟里往外拖电缆。

我和老谢就那么远远地看着。

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毛哥他们装了满满三大卡车，准备收工。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车上下来两个警察，直接走到了毛哥面前。

“有人举报你们盗窃国家财产，跟我们走一趟吧。”

毛哥当时就傻了。

“警察同志，误会，这是我们收的废品。”

“废品？”警察指了指卡车上的电缆，“这些是还没报废的国有资产电缆，我们接到线报，说有人里应外合，盗窃工地物资。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毛哥和他的小舅子，还有那几个小弟，全被带走了。

那三大车电缆，也被当成证物封存了。

我站在拐角处，看得目瞪口呆。

“叔……这是你干的？”

老谢没承认，也没否认，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说有人在偷电缆。至于他们信不信，查不查，就是他们的事了。”

我看着老谢，突然觉得他很陌生。

这个每天穿着脏兮兮的工装，骑着破三轮收废品的大叔，心思竟然这么缜密。

“那……那批货怎么办？”

“等。”老谢还是那个字。

毛哥被抓进去，关了半个月。

等他出来的时候，人也蔫了，听说赔了不少钱。

那批电缆，因为涉及案件，一直被扣在工地。

工地的经理急着清理场地，又不敢随便处理。

这时候，老谢出马了。

他通过保安老王，联系上了那个经理。

老谢跟经理说，这批货现在是烫手山芋，谁碰谁倒霉。但是工地总得清理。不如这样，他找人来处理，不给工地添麻烦，处理掉的钱，算他给经理解决问题的“辛苦费”。

经理正愁眉不展，一听这话，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于是，一个星期后，我和老谢，光明正大地开着租来的卡车，把那批电缆拉走了。

我们找了个偏僻的地方，花了两天两夜，把所有的铜芯都剥了出来。

最后称重，足足有三吨多。

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我们卖了八万多块钱。

八万！

我长这么大，连一万块钱都没见过。

当废品站老板把一沓沓的“大团结”放在我们面前时，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老谢把钱分成两份。

他拿了四万，给了我四万。

“叔，这不行，主意都是你想的，我就是出了点力气。”我把钱推回去。

“没有你，我一个人也干不成。”老谢把钱又推了回来，态度很坚决。

“拿着，这是你人生的第一桶金。以后路怎么走，就看你自己的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四万块钱，一夜没睡。

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有了钱，我们就不再满足于走街串串巷了。

老谢说，收废品这个行当，最底层是“扫街的”，靠力气吃饭。

往上一层是“坐地的”，就是开个废品站，等别人上门。

最高一层，是“玩信息”的。

“什么叫玩信息？”我问。

“就是你知道哪家工厂要倒闭，哪片区域要拆迁，提前把里面的废旧物资包下来。那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老谢决定，我们要开一个自己的废品站。

我们租下了城中村边缘的一个废弃仓库，简单修整了一下，挂上了“广进再生资源回收站”的牌子。

广是老谢的广，进是我的进。

开业那天，我们没请客，没放炮，就我和老谢两个人，喝了一瓶二锅头。

“阿进，”老谢喝得脸有点红，“记住，我们做的是生意，不是偷鸡摸狗。讲究的是诚信，是长远。”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废品站开起来，我们就不再是小打小闹了。

我们开始接触更大的客户，主要是周边的工厂。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那些工厂的采购或者后勤主管，一个个都精得像猴一样。

一开始，根本没人搭理我们。

我提着水果，揣着好烟，一次次上门，一次次被拒之门外。

有一次，我去一家电子厂，那个采购科的科长，我前后跑了七八趟，他连正眼都没瞧过我。

第八次去的时候，我看见他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

我心里一动。

我花了大半个月的功夫，跑遍了深圳的商场和玩具店，终于找到了一个限量版的擎天柱模型。

花了我将近一千块钱。

我把那个模型送过去的时候，我说：“王科长，听说您家公子喜欢这个，我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也不知道孩子喜不喜欢。”

我没提任何生意上的事。

那个王科长愣了一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包装精美的模型。

他第一次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

“小陈，有心了。”

从那以后，那家电子厂所有的废料，都由我们来收。

而且，价格公道，从不缺斤短两。

老谢知道了这件事，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开窍了。”

我明白，老谢教我的，不仅仅是怎么收废品。

他是在教我，怎么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怎么看人，怎么说话，怎么做事。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仓库里的废品堆积如山。

我们雇了几个工人，买了磅秤，还买了一辆二手的解放卡车。

我不再是那个睡天桥的穷小子了。

我穿着干净的衬衫，开着车去谈生意，别人都叫我“陈老板”。

可我心里清楚，我永远是老谢带出来的那个“阿进”。

在深圳的第三年，我遇到了小兰。

小兰是我同乡，在一家服装厂打工。

我们是在一个老乡会上认识的。

她长得很清秀，说话声音细细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撞了一下。

我开始追她。

每天下班，我就开着我那辆破卡车去她工厂门口等她。

带她去吃深圳最好吃的肠粉，去东门逛夜市。

厂里的姐妹都笑她，说她找了个收破烂的。

小兰不在乎。

她说：“陈进，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眼睛里有光。”

我向她求婚那天，我把我所有的积蓄，一张存折，拍在她面前。

“小兰，这里面有十五万。虽然不多，但我想给你一个家。”

小兰哭了。

她不是因为钱，她抱着我说：“陈进，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我和小兰的婚事，遭到了她家里的强烈反对。

她父母觉得我一个收破烂的，配不上他们的女儿。

我没去争辩什么。

我直接在老家县城里，全款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上写的是小兰的名字。

然后我开着一辆新买的桑塔纳，带着彩礼，去了她家。

她父母看着房产证和车钥匙，半天没说出话来。

我知道这很俗。

但有时候，现实就是这么俗。

你必须用世俗的方式，去证明你的能力和诚意。

我和小兰结婚了。

婚礼就在深圳办的，老谢是我们的证婚人。

那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喝了很多酒，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

“阿进，你出息了，叔……叔为你高兴。”

我看着他，这个把我从天桥底下捡回来的男人，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男人。

我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

“叔，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你就是我陈进的亲爹。”

老谢扶起我，老泪纵横。

婚后，小兰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帮我打理回收站的账目。

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94年，深圳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到处都在拆迁。

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机遇。

老谢凭着他多年积累的人脉和毒辣的眼光，我们提前承包了好几个大型拆迁工地的废料处理项目。

那两年，我们赚的钱，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我们成立了公司，从一个回收站，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再生资源公司。

我买了更大的房子，把父母和小兰的父母都接到了深圳。

我成了别人口中那个“抓住时代机遇”的成功人士。

但我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那就是老谢。

他明明有那么厉害的头脑和手腕，为什么会沦落到收废品？

他很少提自己的过去，我问过几次，他都岔开了话题。

我只知道，他不是广东人，老家在北方，有一个儿子，但很多年没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才揭开了老谢的秘密。

那天，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开着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奥迪，找到了我们公司。

他点名要见谢广强。

我把他请到办公室。

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建兵，是北京一家大型国企的副总。

我心里很奇怪，一个国企副总，找老谢干什么？

老谢从车间过来，看到那个男人，整个人都僵住了。

“师……师傅。”李建兵的声音在颤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对着老谢，就要跪下去。

老谢一把扶住了他。

“你来干什么？”老谢的声音很冷，像冰。

“师傅，我找了您好多年。”李建兵说，“当年……当年是我不对，我混蛋，我对不起您。”

在他们的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终于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老谢，谢广强，曾经是北方一家大型钢铁厂的技术科科长，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高级工程师。

李建兵，是他最得意的徒弟。

当年工厂改革，提拔年轻干部，老谢和另一个副厂长竞争一个位置。

那个副厂长为了上位，设计陷害老谢，说他倒卖厂里的设备。

而指证老谢的关键证人，就是李建兵。

李建兵为了自己的前途，昧着良心，做了伪证。

老谢因此被开除公职，身败名裂。

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也因为觉得有这样一个爹丢人，跟他断绝了关系，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信。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心灰意冷的老谢，一个人南下，流落到了深圳，成了一个收废品的。

他把自己的过去，像废品一样，全都扔掉了。

李建兵说完，泣不成声。

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活在愧疚里。他爬得越高，心里就越不安。

他这次来，是想求得师傅的原谅，想接他回北京养老。

我听完，整个人都震住了。

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和那个大学生、高级工程师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老谢听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时间都静止了。

最后，他开口了。

“都过去了。”

他说。

“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李建兵还想说什么，老谢摆了摆手。

“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有阿进，有自己的事业，我不是谢科长，我就是个收破烂的谢广强。”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透着一股无法动摇的决绝。

李建兵最终还是走了。

他留下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和一张名片。

老谢看都没看，让我原封不动地给他寄了回去。

那天晚上，老谢一个人喝了很多酒。

他第一次跟我聊起了他的过去，聊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子。

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儿子。

“我没能给他一个光彩的父亲，让他从小就抬不起头。”

他说这话的时候，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老谢哭。

从那以后，老谢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

他的背更驼了，头发也全白了。

他把公司的事情，慢慢都交给了我，自己每天就在仓库里，跟那些废铜烂铁待在一起。

他说，他喜欢听那些金属碰撞的声音，觉得踏实。

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怀念他曾经的工厂，曾经的岁月。

2000年，深圳申办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我们的公司也步入了正轨，甚至开始涉足环保科技领域。

我劝老谢，把公司股份卖掉，或者交给我管理，他拿着钱，好好去享享清福。

他总是摇头。

“阿进，这家公司，有你的心血，也有我的。这是我的根，我哪儿也不去。”

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泛黄的报纸。

是一份寻人启事。

上面是他儿子的照片，叫谢平。

“阿进，你路子广，帮我找找他。”

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脉和关系，天南海北地找。

半年后，终于有了消息。

谢平，在西北的一个小县城里，当老师。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谢的时候，他捏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手抖得厉害。

我问他：“叔，要去看看吗？我陪你去。”

他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不去了。”

“为什么？”

“他既然不想认我这个爹，我又何必去打扰他的生活。”

“他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老谢把那张地址，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我知道，他嘴上说不去，心里比谁都想。

只是那份作为父亲的骄傲，或者说，是那份深埋心底的愧疚，让他迈不出那一步。

我偷偷地去了那个小县城。

我见到了谢平。

他和他父亲年轻时很像，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

他已经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没有表露身份，只是以一个捐资助学的商人名义，和他就学校的建设聊了很久。

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正直、善良、有责任心的人。

临走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

“谢校长，恕我冒昧，您的家人呢？”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我父亲……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

他的眼神里，有一丝我能读懂的复杂情绪。

有怨，但更多的是思念。

我回到深圳，把谢平的照片和情况都告诉了老谢。

老谢看着照片，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那天起，他开始有了一个习惯。

他每年都会让我以公司的名义，给那所中学捐一笔钱，指定用于改善教学设施和资助贫困学生。

但他有一个要求，就是永远不能透露捐款人的真实信息。

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远远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弥补自己心中的亏欠。

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过去。

深圳变得越来越繁华，越来越陌生。

那些我们曾经穿梭过的城中村，一个个都被推倒，建成了高楼大厦。

我们曾经睡过的那个天桥，也因为城市规划被拆掉了。

只有我们那个最初的仓库，还保留着。

老谢每天都去那里待着，好像在守护着一段记忆。

2008年，汶川地震。

老谢把我们公司账上几乎所有的流动资金，都捐了出去。

很多股东不理解，我也觉得有些冒险。

老谢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了一句话。

“阿进，我们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知道没饭吃、没地方住是什么滋味。”

“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赚来了，就是要用在有用的地方。”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才是我们做生意的根本。”

我看着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从一个收破烂的，走到今天。

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一份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那叫良心。

2015年，老谢病了。

肝癌，晚期。

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时间。

我把他接到了深圳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专家。

但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清楚。

他拒绝了所有的化疗，说不想最后活得没个人样。

他让我把他接回了那个旧仓库。

他躺在那张熟悉的旧床上，周围是他最熟悉的废铜烂铁的味道。

他说，他要落叶归根。

我联系了谢平。

我告诉他，他父亲快不行了。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三天后，谢平来了。

父子俩时隔二十多年，再次相见，却是在这样的情境下。

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声嘶力竭。

谢平只是默默地坐在床边，给老谢喂水，擦脸，端屎端尿。

老谢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偶尔清醒过来，看着床边的儿子，眼神里有千言万语，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临走前的那天晚上，老谢把我叫到床边。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已经磨得发亮的铁盒子。

里面不是钱，也不是存折。

是一枚八十年代的劳动模范奖章，一张他和妻子的黑白结婚照，还有一张谢平小时候的百日照。

“阿进，”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公司……交给你了。”

“叔……”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别哭，人都有这一天。”

“我这辈子，值了。落魄过，风光过，有你这么个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徒弟，我没什么遗憾了。”

“就是……就是对不起平儿他妈，我……我没脸下去见她。”

老谢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谢平把他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北方，和他母亲合葬在了一起。

公司的追悼会上，我念了悼词。

我说，谢广强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拓荒者，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深圳精神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不管出身多低微，不管遭遇多大的挫折，只要你肯弯下腰，踏踏实实地干，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如今，我也年过半百了。

公司已经交给了下一代去打理。

我时常还会回到那个旧仓库。

坐在老谢曾经坐过的藤椅上，泡上一壶茶。

阳光从仓库的窗户照进来，把空气中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

我仿佛还能看到，那个穿着蓝色工装的驼背老人，推着他那辆吱吱呀呀的三轮车，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夜，走到我面前。

对那个蜷缩在天桥底下，饥寒交迫的我说：

“跟我干，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