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江右门户——九江

九江，古称江州、浔阳，一座被长江与鄱阳湖共同滋养的城市。

今天的它，是江西北大门，低调而沉静，但翻开历史长卷，你会发现：这座看似平凡的小城，曾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战略枢纽与文化高地。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盛唐天宝年间（742—756年），全国人口近五千万，其中长安196万，洛阳118万，而江州（今九江）人口已达30余万，在长江中游仅次于鄂州与扬州，位居前列。更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左匡庐，右江湖，襟三江而带百越”，自古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之地。

白居易一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让九江的名字响彻千年诗坛；但真正懂九江的人知道，这里不只是诗意栖居地，更是风云际会处。

与九江有关的历史人物，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

白居易贬谪江州司马，是他人生最落魄的三年。正是在这座孤城里，他夜听琵琶，泪湿青衫，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绝唱。也正是在庐山脚下，他筑草堂、读佛经，从愤懑走向豁达，完成了精神的涅槃。

陶渊明，这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逸诗人，就出生在九江境内的柴桑。他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座“南山”，正是庐山。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不仅塑造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也让九江成为理想生活的象征。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却六次到访九江。他登庐山，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过石钟山，夜泊探秘，作《石钟山记》，以实证精神追问自然之理。他说：“吾行天下多矣，未见如此奇秀兼备者。”对九江山水，敬若知己。

王阳明曾在九江讲学于濂溪书院，传播“心即理”“知行合一”的思想；朱熹长期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制定学规，开创理学正统，使此处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影响后世七百年。

一、山水之间，文脉绵延

九江的气质，在于它的“通”。

它不通帝王都，却通天地人心。

长江穿城而过，鄱阳湖烟波浩渺，庐山云雾缭绕，三者交汇，造就了一方既雄浑又灵秀的土地。古人谓之“江湖之汇，名山之宗”。

这里的山，是文化之山。庐山不高，却集儒释道于一体，有寺庙、道观、教堂并立，有摩崖石刻千余处，堪称“人文圣山”。从慧远大师创立东林寺，开启净土宗先河，到李白五登庐山，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情，再到康有为、蒋介石等近代人物在此避暑议政，庐山始终是中国思想的高海拔地带。

这里的水，是命运之水。浔阳江畔，多少离人挥泪，多少将士出征。周瑜曾在此操练水军，备战赤壁；岳飞屯兵湓浦，誓师北伐；太平天国时期，湘军与太平军在湖口激战多年，曾国藩一度兵败投江未遂。江流无声，却记下了所有悲欢。

二、战火与风骨

九江的命运，总是与国家兴亡紧紧相连。

南宋末年，元军顺江东下，九江守军死战不降，城破之后“烟火断绝，尸浮江面数十里”。百姓宁可跳江也不愿投降，其节烈之气，令敌将亦为之动容。

明代倭患猖獗，虽地处内陆，九江仍组织民团沿江巡防，保障漕运畅通。清代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清军在九江拉锯五年，林启容率一万七千将士死守孤城一年有余，最终全军殉城，无一人投降。曾国藩叹曰：“自用兵以来，从未见如此坚韧之城。”

抗战期间，九江是江西正面战场第一道防线。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中国军队在此阻击日军两个多月，迟滞敌军推进，为大后方转移赢得宝贵时间。尽管最终失守，但九江儿女用血肉之躯，书写了不屈的篇章。

一位老教师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家祖屋毁于炮火，母亲背着我逃难时，还不忘带上半卷《陶渊明集》。她说：‘书没了，根就断了。’”

这，就是九江人的风骨——乱世中守得住气节，贫寒中护得住文脉。

如今的九江，仍是“三江之口，七省通衢”。高铁穿城，大桥飞架，但它从未丢失那份淡泊中的坚守。

如果要用一个人来形容九江的气质，那一定是陶渊明。

一个不愿折腰的士人，一个把心灵安放在山水之间的智者。

九江人，既能泛舟江湖吟诗，也能执戈守土卫国。

他们懂得：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在纷扰中守住内心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