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103岁医生免费给人看病，临终前告诉妻子：其实我是一名日军

2010年12月1日，山东济南。一位103岁的老人躺在自家床上，生命渐渐走向终点。他的妻子李淑兰守在床边。屋子里很安静，只有旧钟摆来回摆动的声音。老人的呼吸越来越弱，他轻轻转过头，看着陪伴自己六十年的妻子，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其实我……是日本军人。”说完这句话不久，他便停止了呼吸。这个秘密，在他心里藏了整整七十三年。

在济南七里山一带，邻居们都认识这位和善的“山大夫”，找他看病常常不用付钱。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位慈祥的老医生，曾经是1937年侵略中国的一名日本兵。

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1908年，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一个开小诊所的家庭。他从小看医书、摆弄药材，人生原本有一条清晰的路。但1937年夏天，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国内到处征兵，山崎宏家里必须出一个男人。哥哥已经成家，于是29岁的山崎宏顶了上去。

他穿上军装，作为兽医被编入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随部队坐船来到中国。在他行李最底下，偷偷放了一本《伤寒论》和一套针灸用的银针。那年秋天，他在天津上岸。眼前不再是家乡的山水，而是战火弥漫的华北平原。

冰冷的军营生活，很快把他心中仅存的念头也碾碎了。第十师团四处作战，山崎宏见到的远不只是两军交战。他后来回忆，曾亲眼看到日本兵放火烧掉整个村子的粮仓，逃出来的村民被机枪扫射。还有一次，几个士兵当着他的面，用刺刀杀害哭闹的婴儿。

他是兽医，本来只管牲口，但血腥味仿佛无处不在。晚上睡觉前，他常发现自己袖口上沾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暗红色血点。这个学医的人会默默打盆水，用力搓洗那些血迹，直到布料颜色变淡。他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渗进去了，再也洗不干净。

军营的残暴和他心中那点医生的善念天天冲突。最终，一件小事让他再也无法忍受。1938年3月，部队在华北一个村子里又一次“清剿”。结束后，长官命令他去处理几具老百姓的遗体。其中一具是用破棉被裹着的小婴儿。山崎宏默默蹲下，正要动手时，从襁褓里掉出一个小东西。

他捡起来一看，是一条褪色的红布条，上面端端正正绣着四个字：“长命百岁”。他手一抖，整个人愣住了，半天没动。那天深夜，他找个没人的地方，用手刨出一个小土坑，把红布条埋了进去。然后他站起来，回头望了望远处军营的灯光，一转身，走进了漆黑的野地。他逃走了。

从军营逃出来后，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在华北平原上漫无目的地走。山崎宏沿着铁路和土路往东走，饿了就向路过的村子讨口饭吃。他不敢开口说话，怕日本口音暴露身份。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自己都吃不饱的中国农民，看到他这个衣衫破烂、满脸疲惫的陌生人，还是会省出一点食物，分他半块饼子，或者舀一碗水给他。这份在患难中得到的朴素善意，深深触动了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讨饭，在1938年4月，他走到了济南。

济南让他流亡之路停下了脚步，原因是这里的人。有一户普通人家给他饭吃，给他水喝，让他在屋里休息。这份在山崎宏最困难时得到的善意，像一块石头，重重撞在他的心上。他知道，日本回不去了，军队也不会放过逃兵。但他也不想再这样漫无目的地逃下去了。他决定留在济南，用自己余下的一生，做点什么。

要在举目无亲的地方活下去，他总得先找点事做，填饱肚子。一开始，他在日本人管理的济南铁路局找了份看仓库的工作。借着这个身份，他悄悄做起了“反向”的事。夜里如果有中国老百姓来偷点东西换粮食活命，他就转过身，假装没有看到，有时还顺手把几捆用不着的旧毯子推到窗边。

时间长了，几位中国工友和他熟了，按山东的老讲究，他们结拜为兄弟。工友的父母也认他做干儿子。在济南这个陌生的地方，慢慢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像家的地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许多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山崎宏却偷偷写信给老家说：我不回去了。之后，他在济南七里山一带，自己开了间小诊所。起初，没人相信这个“日本大夫”。而他听说附近谁家有人得了疟疾，就自己背着药箱上门去治。在治好几个人后，来找他的人才多起来。山崎宏给自己定了条规矩：穷人看病，不要钱。渐渐地，街坊邻居都亲切地叫他“山大夫”。

1950年，通过干爹干娘的介绍，42岁的山崎宏和一位从唐山逃难到济南、名叫李淑兰的妇女结了婚。李淑兰当时带着一个女儿。结婚那天晚上，山崎宏向妻子坦白自己是日本人，但没有说出自己曾经当过兵的秘密。他给妻子带来的女儿取名“山雍蕴”，当作亲生女儿抚养。这个小家，成了他在中国土地上扎得最深最牢的根。

后来，他的小诊所合并到公立卫生院，他成了拿工资的公职医生，每月工资83块6毛。这个数目的工资，他拿了将近二十年。期间不是没有涨工资的机会，而是每次评工资时，他都找卫生院领导，说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事。

山崎宏家里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但他给病人看病，还是那么仔细耐心。女儿后来回忆，父亲在家很严肃，很少笑，关于过去的事“什么都不敢问”。那段历史，像是他一个人背在身上的沉重包袱。

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让他面对了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6年，离开家乡近四十年后，山崎宏第一次回日本探亲。老家的亲人早以为他战死沙场，连牌位都给他立好了。见到他后，家里人非常高兴，连忙托关系帮他在当地医院找了份工作，月薪三十万日元，都劝他留下别走了。

但山崎宏拒绝了。他对家里人说：“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日本长多了。我在那边有家，有等我看病的病人。”这次探亲结束回中国，他没带什么贵重物品，只带了一台别人淘汰的14英寸旧彩电。相反，他却用自己的积蓄，买了很多日文科技书和一台心电图机，全部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了晚年，他思考着自己最后还能再做些什么。2004年，97岁的山崎宏把山东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请到家里，郑重签下了遗体捐献登记表。他对工作人员说：“我死了就不回去了，永远留在中国。”“死了以后，也还能为人民做点事。”

2010年12月1日下午，山崎宏在济南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3岁。依照他生前遗愿，遗体捐献给了山东大学医学院，用于医学研究。消息传开，上百名曾被他医治过的老百姓自发赶来，静静排成长队，送“山大夫”最后一程。

他诊所的玻璃板下，一直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他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从1938年那个决定逃跑的夜晚，到2010年生命终结，他从一个心惊胆战的逃兵，到一位仁心仁术的医生，山崎宏用七十二年的漫长时光，走完了一条特别的赎罪与奉献之路，也为“人”这个字，写下了最踏实、最平静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