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还没闻到，政策先打起架来了。

年味还没闻到，政策先打起架来了。山西刚说能放炮，河南南阳马上说一根都不行。俩地儿离得不远，年味倒像隔了条沟。这事儿看着是管烟花，细琢磨，是管理思路不一样。
太原市民李大爷早上买菜路过南中环桥下，看到熟悉的烟花摊又冒出来了，愣了一下，转头看着老伴说：“这不是三年前禁了吗？”
老伴一边挑着萝卜一边笑：“人家新闻说了，这回市里自己定，咱这片儿划了能放的圈儿。”
李大爷点点头：“也好，过年哪能没个响声。”
可就在这边人刚点上头，那边南阳的广播车就开进了村头，喇叭里喊得清楚：“烟花爆竹严禁燃放，发现一例严查一例，举报有奖！”
村干部挨家挨户贴告示，孩子们围着看，问。
一东一西，相隔不过五百公里，一个划圈放权，一个全域禁放。
不理解的人觉得奇怪，但稍一琢磨，就能看出这不是简单的“放不放”的问题，而是一种治理哲学的分岔口。
过去十年里，各地对烟花爆竹的态度趋于一致：一律禁放。
2017年，北京率先实施五环内全面禁放，接着多个城市纷纷效仿，山西也在2020年宣布省域内全面禁放。
彼时的逻辑很简单：安全、环保、省事。
一个禁令下去，少了火灾、少了雾霾，基层也不用操太多心，问题是，年味也就随之散了。
除夕夜，太原市中心静悄悄，李大爷的孙子拿着电子烟花在院子里转圈，不解地问：“爷爷，你小时候的烟花是啥样？”
李大爷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叹气：“热闹，那才叫过年。”
这不是个例，从东北到华北，从成都到兰州，无数家庭都经历了“静音春节”，人们开始反思：年味去哪了？
山西出手了。
省级禁令废止，责任下放至市县层级，太原、运城等地相继公布“可燃放区域图”，在城乡接合部、空旷村庄设立“合法燃放点”。
城市按时间划段，农村按区域划圈，政策一出，市场迅速回暖，烟花摊重现街头，商家笑称“仿佛回到了十年前”。
但放任不是放纵，山西的策略是“划圈热闹、监管兜底”，全省部署消防巡逻车，加装实时监控设备，对销售点实行实名登记，劣质产品一律下架。
再看南阳，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南阳市近几年在环保上压力不小，环保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发文，提出“严控、严查、严打”，禁放区从城区延伸至多个乡镇。
后续，南阳再次重申“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燃放烟花爆竹”，甚至连婚丧嫁娶都不例外。
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居民们也有情绪。
这就是治理的两种路径，一种是“懒政”式的刚性禁令，图的是省事、可控；另一种则是“弹性监管”，虽然复杂，但更有人情味。
2024年全国烟花爆竹相关事故11起，死亡11人，听起来触目惊心，可是放在14亿人口的基数上，风险其实极低。
同年，央视民调显示，有73%的城市居民支持“限放”，只有12%支持“全禁”，这说明，公众并不反对管理，而是反对“一刀切”。
郑州、丹东、昆明，是这两种治理之间的“中间地带”。
郑州明确燃放时间：腊月二十三、除夕到初五、元宵节。
城市划出“环线外可放区”，并在APP上开放查询。
市民只需打开手机，就能知道自己家属不属于禁放区，这个做法被不少城市借鉴，既保留了年味，又减少了违规。
丹东干脆开放除夕、初一全天燃放，但同步组织安全讲座，发放《文明燃放手册》，孩子们在学校里学“烟花知识”，家长也更安心。
昆明则走得更远：25天的燃放窗口期内，设立“流动监管点”，每天检测空气质量，实时调整燃放区域。
市民如果违反规定，系统自动识别拍照，现场劝导。
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政策不再是“顶层一声令下”，而是“根据实际动态调整”，这是一种“治理现代化”的体现。
城乡的差异，也在不断拉大政策分歧的背景下暴露出来。
农村地广人稀，燃放分散，难以造成大规模污染；城市人多车多，哪怕一根鞭炮，都可能引发交通混乱。
在城市禁得越严，农村声音就越大，有人甚至开车几十公里回老家放烟花，成了一种“逆向年味迁移”。
这其实提醒我们，治理不是“一张表走到底”，而是要有层次、有温度、有边界。
山西的尝试，是个信号。
它不是放开，而是“重新设计规则”，政府不再是“禁止者”，而是“规则设计者”。
从“堵”到“疏”，从“怕出事”到“敢承担”，这是一种治理上的升级，也是一种信任的回归。
年味，不该在禁令中消失，也不该在事故中重现，它应该在划定好的圈子里热闹，在规则允许的时间里绽放。
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城市治理能力的考验。
山西的“划圈热闹”，是一次尝试，它不完美，但比“一刀切”更值得被看见，这不只是一场放炮的博弈，而是一次治理智慧的比拼。
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把所有声音都压下去，而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让人们愿意遵守规则，同时还能感到生活有点温度。
这种温度，藏在鞭炮声里，也藏在政策的边界上。
信源：山西解除烟花爆竹令，专家：给全国带了个好头 2025-12-24 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