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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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兴商人向封建制度的挑战
1.金钱的魔力开始打破封建宗法制度
明自嘉靖、万历时期,历史正处于新旧因素的矛盾大发展的局面。
当时,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是,活的东西要突破死的,而死的东西还在束缚着活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与封建腐朽势力彼此消长,正处于矛盾渗透状态。
而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所以西门庆发迹的过程及其模式,不单是资本积累的问题,并且集中突出地展现了特定时期阶级关系的巨大变革。
其发迹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宋元平话或话本小说中写发迹者多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也不例外。而《金瓶梅》一反往昔小说以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为主体的思维模式,偏偏选取了处于末流而又粗鄙不堪的暴发户商人作为主人翁,决非偶然。
西门庆出身破落户商人,财力单薄,又无宗族势力,但在短短的五年之内,由“一介乡民”发展为“家道营盛”、富极一方的大商人,并且充当了国家柱石的历史,决不单是对封建王朝腐朽现实的鞭笞,而是深刻地揭示了明中叶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
因为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观念向来是上层阶级的信条,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一直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汉代明确规定:“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故赋倍于农,汉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官为吏,重赋税以困辱之。”
说明在以往的封建社会里,商人纵然家财万贯,但功名不一定能仗“邓通成”。
而西门庆发迹变泰充当国家柱石的原因,不是什么等级门第、科举功名、荫功承袭,而靠的是商品流通,金钱交易。
他根本不相信忠孝节义,天理轮回,唯独信奉钱能通神的哲学。就在金钱关系的渗透侵蚀之下,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成了一代骄子,甚至皇亲国戚都来曲意奉承,倍受礼遇。
原来是国家柱石的封建贵族纷纷破落,他们的子弟反而成了西门庆的帮闲、伙计。
这种本末倒置、贵贱反常的事实足以说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崛起,金钱关系的渗透侵蚀,安定封建统治的“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已失去效应,维护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已失去制约能力,而万能的金钱已成为主宰社会力量和权衡人的价值的砝码。
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促进了封建宗法制度的解体,加速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衰落。
东鲁古狂生在他的小说《醉醒石》中,借姓吕的缙绅之口叹息说:“读什么书,读什么书,只要有银子……三百两就能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
过去只有读书人才能当官,如今只要有足够的银子定能当官,银子越多官越大。所以仕商倒置,正是那个变革时代特殊景观的写照。
当然西门庆毕竟是由封建等级中蜕变出来的资产者的雏型,他本身就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对官僚的某种依赖。
因为处于末世的封建地主阶级虽呈分崩离标势,但它仍以传统的力量支配着社会,世袭贵族仍在封建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严重地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因素虽有发展,尚处萌芽状态,非常微弱。
在这势力悬殊、作用相反的社会逆境中,商业资本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单靠经济关系是不行的,只能交通官吏,依附势要,才能开拓市场,打破封建宗法势力的政治、经济封锁。
所以西门庆交通官吏,亦官亦商的现象正是这社会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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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绘 · 西门庆
2.男女情欲的放纵与金钱色彩
恩格斯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伦理制的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等级压迫向来被视为神圣的准则,家长可以君临一切,妇女则处于附属地位,并无独立的人格。
所以在封建礼教长期束缚禁锢之下,妇女最感痛苦的则是婚姻问题。
特别是关于妇女再嫁的问题,宋以前的社会并无严格的规定,到了宋代,寡妇再嫁被认为奇耻大辱而遭禁锢。
清人俞正燮说:“古者妇人再嫁之俗,社会并不以为耻”,“自宋朝道学理论一出,对于再嫁,便认为不负节。直至今日,此种思想统治七、八百年之久,演成了妇生活史上无限的悲剧。”
而处于封建末世的明代上层统治阶级,他们一方面抓紧最后的时刻穷奢极欲、腐朽淫乱,一方面将封建理学作为推行独裁主义的理论工具。
竭力宣扬“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腐朽信条,将妇女的婚姻节操与官吏的政治节操等量齐观,视为天经地义的法则,所以无论是寡妇再嫁,还是男娶寡妇都被视为对程朱理学的叛逆。
然而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发展壮大,商人的崛起,进步思潮的发扬光大,人们的生活追求、价值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时代的变革加速了封建贵族的衰落以及传统价值观的解体,促进了妇女背叛传统、争取人性人欲的信心和力量。
她们率性而为,不顾节操,不屈服命运,不受伦理制约,恣情放纵,偷期密约的行为充分展示了市并妇女背叛传统,追求人性人欲的精神风貌。
而潘金莲、孟玉楼,李儿三人旱期婚姻的裂变,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传统的背叛,标志着市井妇女思想的觉醒。
而暴发户商人西门庆所以能赢得她们如此的眷恋和倾慕,显然与以往佳人才子田园牧歌式的婚恋模式完全悖反。而且不单是对西门庆“封建丑恶行为的揭露”,因为作者分明写道:“夫妇之道,在乎夫唱妇随,容德相感,缘分相投,男慕乎女,女慕乎男,庶可以保其无咎。”(第七回)
“媒妁殷勤说始终,孟姬爱嫁富家翁”(第七回),“不独文君奔司马,西门今亦遇金莲”(第三回)。
上述说明她们在蔑视等级,趋时崇商,追求人性人欲的生活意向、价值观念方面有着共同之处,这正是西门庆谋财娶妇的契机。
这正如《二刻》中所说:
“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
所以西门庆谋财娶妇的过程,并非单纯的财色之求,而是涵盖着一个宗法伦理制家庭变革的问题。
它不仅体现了市井妇女要求摆脱封建伦理婚姻,追来自主自由的强烈愿,也体现了新兴商人用金钱关系击败了封建等级关系,促进了封建没落贵族之家的分裂解体,其中蕴含着时代进步的意义。
不可否认,西门庆的发迹过程,确实存在着掠夺,犯罪行为。如果以道德衡量,他是一个十足的恶魔。但伦理本身也是一定的历史现象。
当伦理与历史冲突时只能取历史断判。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论,正因为西门庆在投机冒险、渴求暴富的“恶劣情欲”的驱使下,借助金钱的魔力对封建伦理、封建等级制度给予无情的践踏、嘲笑。
他发迹暴富的过程促进了封建经济、封建宗法制度的分裂解体。
他的“恶行”对于旧的生产关系确有否定叛逆的因素。但就晚明时代社会变革总的趋势而论,当时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因素正处于矛盾交织状态。
资本主义因素虽有发展,然尚处于萌芽时期,极为脆弱。市民阶级虽有壮大之势,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时代新潮虽给人们带来了春意,但在理论上并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而封建主义虽然腐朽不堪,但它衰而未亡,仍以传统的习惯制约着社会。于是市民阶级的人欲之求与封建腐朽之风交汇合流,使整个社会放荡、淫靡,形成了极为动荡黑暗的局面。
所以西门庆并没有倒于资本的积累、事业的开拓,而是在末世腐朽糜烂的纵欲风尚之中倒了下去。而那些一度觉醒的市井妇女,她们并没有因叛逆而亡,而总是沿着封建没落阶级的轨道寻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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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书封
3.社会动荡中新兴商人的淫棍特点
《金瓶梅》书名来自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名字中的一个字联缀而成的,西门庆作为一个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典型形象,仍然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我国古代艺术人物画廊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过去一般多认为他是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近年来则有论者提出他是一个新兴商人的典型。
不论哪种提法,对西门庆作为一个“淫棍”的特点均有所忽视。
其实,西门庆是一个兼有淫棍、商人、官僚、恶霸等多种属性的复合型人物,作者正是在把这诸多属性有机统一起来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位既具有丰富复杂的个性,又包孕着广泛社会历史内涵的艺术形象,
通过他在商场、在官场、在情场展开的各种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为读者打开了进入晚明特定社会的三条特殊通道:作为一个商人涉及的经济生活领域,作为一个官僚恶霸所涉及的政治生活领域和作为一个淫棍所涉及的个人私生活领域。
西门庆自幼就是个浮浪子弟,破落户财主出身,祖业只留下了一个生药铺,但是他凭着他的精明奸巧,逐渐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他的事业达到全盛期时,“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绢绸铺、绒线铺,外面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有数十。”(第六十九回)
但是,在他事业的起点时,他为了积聚资本,不择一切手段,利用婚姻来骗取财物,娶富孀孟玉楼时,得到一笔可观的陪嫁:
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于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三二百筒。(第七回)
西门庆在奸霸他好友的妻子李瓶儿时,又发一笔更大的横财以致于作者干脆把那一回题作“西门庆谋财娶妇”。
于是,他的资金开始雄厚,并从中兑出二千两银子,新开个解当铺,从此,他的经商事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经营中,他重视的是资本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并敢于冒风险,有胆识,而不是像守财奴那样,死抱住金钱寸步不离,他不仅肯借一千两银子再加五百两银子的货物与别人做生意,自己赚利息;还敢于套购外地客人急等出脱的滞销货,以待日后营利。
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他把经营中赚来的许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更表现在他抽出一部分资金作政治的“投资”,以便取得官商的特权,进一步牟取暴利。
因为当年彩秋元路经山东清河时,西门庆曾送过一份厚礼,故当蔡状元被点为两准巡盐御史后,他便能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行市,这短短的一个月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少财富!
他日常不时从经济上接济山东巡被宋乔年,所以他可以借着后者的势力,独自一人包占朝延坐振下来的二万两银子的古器买卖,这二万两里面该又有多少藏掖!
至如买通钱主事大笔逃税之类,都表现了一个商人的精明和胆识。而像他这样亦官亦商,用攫取一部分权力来发展自己的方式,也典型地表现了我国16世纪商人的封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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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金瓶梅 · 孟玉楼》
当然,细究起来,西门庆未成为官商前,他作为一个商人的封建性已显示了出来。
在他还是一个乡绅时,他就已"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包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
所以,当蒋竹山开出一个中药铺时,他唆使流氓大打出手,还伪造票据,硬赖他欠账不还,诉之官府,其作为一个商人所该有的起码的信誉,早被一种封建恶霸的蛮横无理所代。
于是,当他因送礼而换得了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后,更是利用职权,贪难枉法,不仅勾结同僚,为他的经商开种种方便之门,更是直把官场当市场,用手中的权力作交易,直接赚取“利润”。
杀人犯苗青害死了主人,案发后“打点一千两银子送至西门庆家里”,西门庆便串通同僚夏提刑,每人各得赃银五百两,将苗青无罪开脱。
而这一事件更为微妙的是,原先苗青是以五十两银子央求西门庆的姘妇王六儿来说惰的,只是由于西门庆过问此案,熟悉内情,知道苗青侵吞的是二千两银子,犯的是凌迟之罪,重新向苗青开价,使这笔交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顺利达成,西门庆从中获得银两,放走了苗青。
西门庆作为一个封建恶霸兼官僚,他的行为常常显得凶狠和毒辣,为霸占潘金莲,他毒死了武大,陷害了武二;为谋娶李瓶儿他不惜坑害自己的结义兄弟花子虚;为奸占仆妇宋惠莲,他设计限害宋的丈夫来旺儿,通得宋上吊自杀,又把拦棺论理的宋父送衙门打死;
为包占王六儿,他毒打街坊子弟,并将其收监在狱;为讨好姘妇林太太,他把那些勾引林氏儿子去妓院的一班帮闲子弟拘捕起来,每人一夹二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响声震天,哀号恸地”,
他还经常挑贩人口,打丫环奴仆、甚至连十一二岁的小孩也不放过……而这种种行为,几乎全跟女人有关:或是为了占有女色,或是为了讨得他宠爱的女性的欢心。
其实、追求女色、占有女色始终是他生活的主旋律,所以不论他在官场、还是在商场,其活动的归宿仍悠是在情场,即使他是那么处心积虑地积聚金钱,但对他来说,金钱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他可以做到仗义疏财,却不能仗义远色,在金钱和女色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是舍金钱而取女色的。
例如第十六回,他与李瓶儿淫乐时,即便有商人等着他去谈生意,他却不愿动身,最后还是在瓶儿劝说下才走的。
西门庆作为一个淫棍,对女人的欲求是不知满足的,不论妍媸善恶、贤愚不肖,只要进入他的生活圈里,他都要想方设法与其淫乐。
据清代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中统计,他淫过的女人,计有李娇儿、卓丢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宋惠莲、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共十九人,其间尚不包括他去世的妻子以及继室吴月娘,另外,列入奸淫计划之内因暴亡而未及实施的,还有何千户的妻子蓝氏和王三官的夫人黄氏。
正如潘金莲所说:“若是仗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耍遍了罢!”(第六十一回)这是对西门庆淫乱无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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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金瓶梅 · 李瓶儿》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之中。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的种种姿色,他们被延种贪念所诱惑。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
这是一位西方小说家在论到好色之徒时所作的总结。
然而,西门庆的好色,纯然是叙事性的。他从没有什么心目中的偶像,对于女人,他也没有什么选择的标准,他的行为,随着目光的牵引,只要是不同种类的,只要是不同对象或者虽为同一对象,穿着打扮能推陈出新的,均能挑逗起他的情欲,令其心摇神荡、不能自持。
他淫乐过的女人,既有艳丽如潘金莲、李瓶儿者,也有生着个紫膛色瓜子脸年纪不轻的王六儿和眯缝眼儿的贲四嫂,这种对女人抱有的广泛兴趣,正是叙事性好色之徒的特点。
然而我们这样说,尚不能把西门庆淫荡的个性充分揭示出来。论者在谈到西门庆的淫荡时,常把这归之于人的动物本能,称之为兽性的表现,这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果把西门庆的性生活仅仅归因于动物性,而没有从中发现到一种“人格”、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则未免显得狭视。
因为西门庆与女人交欢时,从没有简单地把女人视作一个泄欲的器具,他是把女人视作一个敌人、一个对手来予以面对面的较量,在征服对手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力量,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男性的伟大。
于是,“看”成为他淫乐时始终伴随的一个举动,所谓“垂首观其……”、所谓“赏玩”等等。
要“看”就要有光,所以他喜欢白日宣淫,即使在黑夜,他也总喜欢点一盏灯,让灯光来照亮他所要看到的一切。而灯光不仅照亮了他的眼睛,也是他理性之光的隐喻,如同古希腊的太阳神代表着理性一样。
所以,尽管古代中国的淫棍不以西门庆始,也不以西门庆终,但其他淫棍都是按照一种“本能”在活着,是一种纯粹的动物性,而西门庆的这种本能,却有着理性的自觉,变成了一种刻意营求、一种“进取”式的疯狂,参杂了一点人性的味道。
西门庆的人性味表现在他不仅要在实际的交欢过程中,看到自己对女性的占有与征服,看到自己的力量,看到自己的价值,同时希望把这种“看”更普遍地反映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被他占有的女人,他总慷慨地赠与衣服、赠与首饰、赠与戒指、赠与住房,这不仅是为了以财物来购买色相,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女性通过住、通过穿、通过戴,把西门庆对她们的占有直观化、现实化了,反过来说,西门庆也只有让她们吃穿住用,大肆挥霍他的财产,他才能“看到”他积聚金钱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对林太太的占有、征服,也就是对招宣府、对权势的征服,因为他虽然有着五品提刑官的职位,但这一官位得来全不费工夫,丝毫不能让他领略占有权势的真切感受,他只有在招宣府里,以真实的肉体搏击林太太的肉体,让她臣服、俯就时,他才感受到了他在官场中角色的真正确立。
西门庆的人性味还表现在他不仅自己“看”,也希望“被看”,不仅让他对女性的占有与征服使自己得到精神愉悦,而且乐意把这种过程与成果展览出来,向别人炫耀,以此来获得更大的心理满足,并且在这一展示过程中,他再一次品尝到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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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金瓶梅 · 林太太》
在第十三回,西门庆越墙与尚是花子虚之妻的李瓶儿私通,被潘金莲发觉。潘金莲答应替他遮掩,但提出了三个条件:头一件,不许去妓院:第二件,要依她说话;第三件,和李瓶儿睡后,要一字不瞒告诉她。
使人惊讶的是,第一、第二个条件都被西门庆当成了耳旁风,惟独第三个条件,却被西门庆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
《金瓶梅》中写道:“自此为始,西门庆过去睡了来,就告妇人说:李瓶儿怎的生得白净,身软如绵花瓜子一般,好风月,又善饮,”“俺两个帐子里放着果盒,看牌饮酒,常顽要半夜不睡……”
西门庆之所以遵办潘金莲的这一条件如此积极,实在是这一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使他能够不仅通过“看”,也通过“被看”或者说“裸露”,来建立起他作为男性的自身价值,他的主体地位,为此他才更满足。
西门庆始终是把女性视作对手、视作敌人,在性交中,不可避免导致了对女性的施虐。譬如第七十二回、七十五回,他将尿溺在潘金莲、如意儿口里,以她们的俯就,来获得君临其上的胜利者的愉悦。
又譬如第六十一回、七十八回,他在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身上烧香的举动。
探究西门庆的淫棍特点时,曾把他称之为叙事性的,但至此,我们觉得他也具有抒情性的因素。但他的抒情性,并不是要在这众多女色中寻找他心目中的偶像、他的意中人,他寻找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这不断的寻找中,他让自己的肉体超负荷运行,不但一个接一个地追逐着女性,对她们占有、征服、蹂躏、摧残,同时也折磨着自己的肉体并因此而丧失了生命。
于是,他的金钱、他的权势既随着他占有女色而得到形象化的体现,又随着他在征服女色中的丧生,金钱、权势也随之消亡了。这也是必然的结局。
总之,西门庆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具有丰富复杂的个性的人物形象,其复杂的程度既使读者惊讶,也使一些评论者感到手足无措。
当一个商人的精明、奸诈,恶霸的凶残、蛮横,官僚的虚荣、伪善和一个淫棍的放纵、疯狂结合起来时,各种品性相激相荡,变幻出万花筒般的复杂个性来。
不仅如此,这种个性的驳杂还常显得互为矛盾,例如他在处理商业事务时有魄力胆识,一等回到家中,在诸多的妻妾中,常常变得优柔寡断,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处理来旺儿事件中,来自宋惠莲和潘金莲两方面的力量使他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主意。
而在迎娶李瓶儿这件事上,也曾屡屡让他人来做主,及至事情弄糟又反过来迁怒于他人。
他常常有意地去摧残女性,却在失去了李瓶儿之际又嚎啕大哭,并以后日思夜想,经常念及。
他重视自己的子嗣,但对官哥儿之死却显得出奇地平静与通达,明知其中的诡计却不子追究。
他是个粗鄙不堪的市井之人,偏也喜附庸风雅,说些文绉绉的应酬话,所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顿使蓬荜增辉,幸再宽坐片时,以毕余兴”(第三十一回)。
他会在蔡御史背后以自己的富有来嘲笑他的囊中羞涩,又在李瓶儿面前表现出他对“没有大钱”的文官的羡慕:“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第五十七回)。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始终把西门庆作为一个现实生活的人来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力量不能不在他身上发生影响;更由于他追求的就是现实人生,所以他不能也不想超越现实,于是他丰富复杂的个性,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于是,理解西门庆,就是理解特定的一个社会。
西门庆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基于当时的复杂社会中的多种人物形象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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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 张丹 天舒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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