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陈赓被授大将，此人在监狱叹息：要是没这些意外，我也一样

1955年9月27日下午，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放风的时候，前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中将蹲在菜园角落看完了当天的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手指没有意识地抠着身边的泥土，眼睛望着远处的高墙，低声说了一句：“要是没出那个意外，今天的大将里，也该有我一个。”

报纸上登着新中国授衔的消息，十位大将中排在第四位的，是“陈赓”这个名字。韩浚对这两个字太熟悉了。三十一年前，在黄埔军校，他俩睡同一间宿舍，他的铺位就在陈赓下铺。

时间回到1924年的广州。那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分成四个队，第三队里有两个湖南老乡：睡上铺的陈赓，当时二十一岁，左小腿有块早年当兵留下的疤；睡下铺的韩浚，比他大六岁，读过师范，性格稳重。

白天他们一起出操训练，晚上常在宿舍里传看进步书刊。当时的政治部周主任常来讲课，讲中国现状，也讲革命该怎么走。那年年底，经过同学介绍，陈赓和韩浚先后入了党。入党仪式在军校一间普通教室里举行，墙上挂着一面镰刀锤子的红旗。两人举起右手，对着红旗，念了同样的誓言。

1925年，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在华阳一战中，部队一度失利，情况危急，陈赓背着总指挥蒋介石脱离险境。这件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但陈赓自己清楚，他要跟的是革命，不是哪一个人。事后蒋介石奖励了一笔钱，他转头就把钱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因为在战场上表现出色，他们两人很快接到了新任务。1925年秋天，陈赓和韩浚接到通知，党中央要派他们去苏联学习军事。他们从上海坐船出发，先到海参崴，再转火车，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有二十多名中国学生。上午学习军事战术，下午读马列著作。莫斯科冬天很冷，教室里盛着壁炉，他们常围着炉火，一边取暖一边讨论战术，也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

陈赓对游击战特别感兴趣，总是追着苏联教官问问题。韩浚则更关心大兵团指挥。虽然学得投入，但国内北伐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他们都坐不住了。国内形势紧迫，他们的学业没有能全部完成就中断了。

1926年下半年，组织命令他们马上回国。两人收拾简单行李，再次登上西伯利亚的火车。窗外是望不到头的雪原，他们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结伴同行。回到国内，时局已大变，两人被分配到不同岗位，人生道路从此分岔。

陈赓前往武汉，在中央军委特科工作，负责情报任务。韩浚则被派到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部警卫团担任参谋长。这个团的团长是党员卢德铭，手下有两千多人，装备也好，是当时我党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

1927年夏天，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接着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分共”，国共彻底决裂。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韩浚所在的警卫团随后奉命开往江西参加起义。他协助团长卢德铭整顿训练部队，并参与制定起义计划。按照中央当时的任命，韩浚被定为秋收起义军的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这意味着，他原本是要和毛、卢一起指挥这场起义的。

然而，就在起义即将开始的前夜，一次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8月，为了向中央请示最后行动细节，韩浚和卢德铭，以及政治指导员辛焕文，三人离开部队前往武汉。事毕返回江西途中，9月4日，他们行至湖北崇阳大沙坪一带，遭遇当地民团盘查。双方言语不合，发生枪战。

辛焕文当场牺牲，韩浚左腿被子弹打穿，倒地被俘。他被关进通城县监狱。在牢房里，他只能在墙上划道计算日子。就在他划道的这两个月里，外面世界已天翻地覆。9月9日，秋收起义发起。而原本在指挥位置上有一席之地的韩浚，只能从看守零碎的闲谈中模糊听到一点消息。

被关六十天后，韩浚被保释出狱，却再也找不到组织。1927年11月，他拖着没有愈合的伤腿，拄拐四处打听党组织下落。但此时形势已经全变了，秋收起义队伍早已上了井冈山，各地联络点多遭破坏。

他在武汉和上海之间奔波数月，始终没有能接上关系。伤口在阴雨天疼痛钻心，身上的钱也快用尽。走投无路之时，从前在黄埔的教育长、当时在南京政府任职的陈铭枢派人找到了他。

陈铭枢先送了一笔钱帮他渡过难关，又给他一个上校参谋职位。1928年冬的一个雪夜，韩浚站在陈铭枢上海公馆门外。雪越下越大，他在寒风中站立许久，最终抬手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橡木门。这一步迈进去，许多事就再也回不了头。

他后来为国民党训练军官，编写军事教材，也奉命弹压过工潮。那颗从左腿取出的弹头早已不知去向，但有些碎骨永远留在肉里，每到变天便隐隐作痛，像一个抹不掉的印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浚和陈赓这两位老同学虽处不同阵营，却面对同一敌人。1937年7月，韩浚在国民党军队中逐级晋升。南京保卫战中，他任第77师师长，奉命死守紫金山。日军攻势凶猛，他的师血战数日，接到撤退命令时部队已伤亡过半。

因在多次会战中作战顽强，1944年，韩浚升任第73军军长。那年夏天，他率部参加湘西会战，在雪峰山一带阻击日军。战斗最激烈时，前沿阵地数次被日军突破。韩浚将指挥所前移，亲自带警卫连顶上去，才勉强稳住防线。

而在另一边，陈赓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在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神出鬼没伏击日军。两人都在抗日，处境却大不相同。陈赓在根据地有老百姓支持，韩浚的部队却常缺粮少弹，还要应付国民党内部的倾轧。

抗战胜利的欢庆声没有落下，内战的阴云又笼罩中国。曾经共同抗日的盟友转眼兵戎相见。1947年2月，华东战场。韩浚率领美式装备的第73军进驻山东莱芜。上级命令他守住此地，与友军连成防线。

但华野行动更快，以穿插分割战术，将国民党军李仙洲兵团紧紧包围于莱芜地区。包围圈越缩越小，通讯中断。2月20日，上级终于下达突围命令。撤退很快演变成大混乱。初春道路化冻，泥泞不堪，重炮轮子陷在泥里无法移动，只得炸毁。

部队沿通往博山的小路撤退，行至青石关一带山沟时，四周突然响起枪声与喊杀声。他们中了埋伏。韩浚身边的卫兵越来越少。最后，几名解放军战士从巨石后现身，枪口对准了他。

韩浚环顾四周，从怀中摸出半块饼干咬了一口，然后问眼前一名年轻战士：“你们陈赓司令员，打仗还卷裤腿吗？”小战士愣了一下，没有回答。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陈赓正率部在山西南部作战，距离山东战场很远。

韩浚更不会想到，他当年在苏联学来的正规战法，正被这些装备远不如他的对手，用更灵活和更巧妙的方式施展出来。被俘后，韩浚开始了在战犯管理所长期的改造学习。

1955年秋，在管理所发的报纸上看到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时，韩浚低下头，看着自己这双曾指挥数万兵马、如今沾满菜园泥土的手，久久没有动。

1961年12月，韩浚获得特赦。他选择回到湖北武汉居住，后来在湖北省政协担任文史专员，负责撰写和整理历史资料。他写过许多关于北伐和抗战的文章，其中时间、地点和部队番号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却很少流露个人感想。

1989年，韩浚病重住院。9月7日，他让儿女打开病房窗户。窗外是武汉的长江，江水浩荡，缓缓东流。他望着江水良久，轻声说道：“顺水东流，就是归队了。”几天后，韩浚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