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暴涨后的“米骚动”，为何日本总想饿死自己人？

在“吃不起茶叶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稀罕事沦为笑谈的同时，日本人吃不起大米，却正从一句笑谈，变成当下他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经过2024年全年的价格暴涨，如今的日本市场上，已很难找到低于420日元每公斤的大米，约合人民币20元每公斤。

日本人上一次面临“买不到米”的困境时，曾引发日本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暴乱，1918年的“米骚动”。如今物价暴涨的态势，或许会让这场暴乱再度重演。因为日本米价的背后，操纵物价的日本农业协会，简称“日本农协”，一直在变相迫使日本人“有苦说不出”。

日本民族素有对外强硬、对内更狠的特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远离欧洲战区，日本迎来战时繁荣期。通过向欧洲出口以军火为代表的工业品，日本整体经济水平在一战期间快速攀升，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当时日本农村的多数土地，仍归拥有贵族身份的地主所有，城乡间的粮食贸易，也多被与旧贵族勾结的商人垄断。这些地主与商人眼见昔日的乡下人靠工业在城市立足，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愈发不满，便试图凭借垄断粮食生产的优势，通过抬高粮价牟取暴利。

自一战爆发后，受农村人口外流、农民数量减少的影响，日本大米产量持续停滞，国内粮食供应也从相对充足逐渐转向紧俏。此时，大米价格暴涨只差一个能缩减供应的借口。1918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局势，这给了日本地主与米商可乘之机。他们借日军出兵之名，打着“支援战争”的旗号，将大量大米出口海外，目的就是加剧日本国内大米市场的短缺。

在米商大规模出口大米后，日本国内大米零售价一路飙升。1918年7月初，大米零售价为每升0.34日元；仅仅一个月后，便暴涨至每升0.61日元。而当年日本城市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仅约20日元，米价翻倍意味着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已岌岌可危。在收入更低的农村，那些无地可种、仅靠纺织、畜牧等行业谋生的民众，更是面临无粮可吃的绝境。

为了求生，这些民众开始尝试阻止米商出口粮食。1918年7月中旬，日本富山县的码头工人率先阻拦装载本地大米的船只出港。对米商的抗议很快从偏远农村蔓延至东京、名古屋等各大城市。很快，小规模的群众集会演变为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为平息事态，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毫不犹豫地出动10万陆军驱散人群，并强行逮捕了至少2.5万名参与者。

1918年日本“米骚动”的最终结局，并非源于日本政府的良心发现或主动控价，而是在意识到治安成本远超粮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后，开始通过在朝鲜、中国台湾等殖民地发展稻米种植业，将粮食压力层层转移。不过，即便“米骚动”的诱因在日本对外殖民时代暂时消失，控制日本农业的势力也从未放弃通过操控粮价盘剥民众的想法。

二战后，日本失去所有殖民地，一个新的组织在农村崛起，即日本农协。而这个组织的存在逻辑，正是如今日本人失去“大米自由”的根本原因。当时，麦克阿瑟对日本进行了一轮全面且深刻的社会改造，其改革策略虽将日本重塑为现代国家，但其中部分照搬欧美的制度，在与日本本土文化结合后却产生了意外效果。1946年，麦克阿瑟通过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日本政府，应仿照欧美农业协会模式成立全国性农业协会，该协会需自主运营，在统筹农业生产的同时，为经营不善的农业生产者提供帮扶与兜底。

1947年，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指示，通过《农业协同组合法》，正式成立“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这个协会的初衷本是好的，但成立后却迅速沦为垄断农业生产、导致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政治势力。究其原因，核心在于欧美与日本的农业国情存在本质差异：日本实现工业化后，是一个完全无法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而在欧美，尤其是美国，粮食安全从一开始就不是需要担忧的问题。

得益于美洲优越的自然环境，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未爆发过粮食危机，也无需大量进口绝大多数农产品。美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农业生产过剩引发的销售难题，二是自然灾害给部分农户带来的巨额损失。因此，美国的农业协会主要承担兜底与救济职能。农产品整体过剩的格局，让农协与农民根本无需考虑通过垄断赚取超额利润，城市居民能买到廉价农产品，自然也不会对农协的存在有异议。

然而，农业协会模式传入日本后，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早在1918年“米骚动”爆发时，日本本土农业就已无法供应国民所需的全部主食；随着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及战后加速工业化，粮食自给率更是持续走低。尤其是在日本逐渐抛弃以稻米为主的饮食结构、大量引入欧美小麦后，其粮食自给率在20世纪下半叶从80%一路下滑至40%。与日本本土农产品相比，进口粮食（涵盖主粮、肉类、蔬菜、水果、调味料及副食等全品类）在价格上形成了绝对碾压。

若处于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生产成本高昂的日本农业其实毫无生存空间。然而，这个在经济层面合情合理的观点，却会直接危及日本农协及背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日本农协自成立之初，其核心使命就不是让民众吃饱吃好，而是让日本农业在廉价进口粮的冲击下得以存续。为实现这一目标，让城市居民吃不饱、吃不好，甚至成了日本农协的隐性策略。

日本农协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大肆宣扬所谓“生土不二”的理念。这一诞生于日本的概念，核心是“日本的食物最适合日本人的体质”，暗含的逻辑是：即便日本产粮食价格高昂，民众为了健康也应选择本土农产品。为配合这一宣传，日本农协在全国推广“精品农业”：主食有新潟县等地的“月光米”，水果有夕张蜜瓜、青森苹果、山形樱桃、宫崎芒果；就连茶叶也推出了口味繁复的静冈茶，甚至宣称其品质优于茶文化发源地中国。更离谱的是，日本农协在这个素有素食传统、且缺乏畜牧业生产条件的国家，硬生生将神户牛肉打造成了全球知名的高端产品。这些产品无论口味优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昂贵。这种贵不仅是相对于进口产品而言，就连日本人自己也觉得本国农产品价格过高。

二是依靠政治力量控制市场。站在日本农民的角度，蓄意抬高本土农产品价格的行为，实则对所有本土农业生产者有利。因此，日本农协成立后，无需刻意动员，农民为了能高价售卖农产品，便自觉团结在农协周围，使其成为日本民主政治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1955年，几乎连续执政至今的日本自民党成立，建党之初，自民党为巩固政治地位，就极度重视与日本农协的关系，农协掌控的数百万选票，正是自民党1955年至1993年连续执政的关键。

在日本政府的庇护下，农协巧妙地控制着进口粮食的数量与价格。这使得日本经济战后虽经历多轮腾飞，城市居民的饮食却始终处于“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这种状态也让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饮食兼具“清淡”与“少食”特点的国家，其肉类消费量自90年代末便停滞不前，本世纪初更是被韩国乃至中国超越。

对日本农协而言，本土农产品本就匮乏，即便日本人吃得再少，也无助于解决粮食自给率不足的问题。但只要日本人的餐桌未被进口粮彻底占领，农协就能通过文化宣传与政策手段继续“绑架”民众。如今日本大米价格暴涨，根源正是去年灾害预报引发的抢米潮余波。一场短暂的抢购便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这正是农协完全掌控日本农业市场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