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谁拍下南京大屠杀第一手影像资料？

文章来源为循迹晓讲

在真实的历史中，是由一位名叫马吉的美国牧师，把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影视资料传出去，让国际社会知道了这场惨剧。而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马吉牧师拍摄的胶片也和另外两本日记一起，成为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一个美国牧师为什么要拍摄大屠杀的景象？这些胶片记录了什么？又怎么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讲正文前，先讲讲马吉牧师的背景。这位马吉牧师是美国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早在1912年就来到了南京，到1937年他已经在南京生活了二十五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这段时间，马吉在下关挹江门的道胜堂教堂传教，不仅给穷人们布道，还教他们识字，并给这些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马吉牧师的这些善举，赢得了很多南京人的尊重和喜爱。

◇图为约翰·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1884年10月10日—1953年9月11日），美国圣公会传教士

01 设立安全区保护中国人

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入侵中国。这一年的秋冬季节，日军占领上海并逼近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当时整个南京城内人心浮动，大批有条件的外国人都走了，但马吉选择留下来。他的动机很简单，那就是在战争中，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为南京城里无依无靠的穷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到了12月初，南京陷落在即，马吉和南京城内的其他外国人商量后，一致决定效仿法国饶家驹神父在上海的做法，在南京成立一个安全区。马吉他们建立的这个安全区以美国大使馆为核心，占地面积接近四平方公里，在里面设置二十五个难民救助所。

◇图为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后排右一是乔治·菲奇，中间为拉贝

◇图为南京国际安全区

到了12月13日，南京陷落，这个安全区也开始运作。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和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承认这个安全区，而且承诺安全区非军事化，希望这个安全区能阻止日军闯入，最大程度保护逃命的难民。可惜，整个南京城早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兽性大发的日军哪会把安全区放在眼里，频频进入安全区烧杀抢掠。马吉牧师本来希望自己能够在安全区尽可能救助更多的难民，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救不救助”的问题了。因为日军这么大规模的暴行，不但让传统的救助工作收效甚微，而且极大地击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为了阻止日军继续施暴，马吉牧师也不是没努力抗争过，他经常举着十字架站在安全区入口，对着日军大声呵斥让他们不得闯入，但是日本人根本不听他的，该发生的悲剧还是发生了。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吉并没有被沮丧击垮，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去为惨死的难民做点什么。

◇图为约翰·马吉牧师使用的摄影机

02用影像记录日军暴行

这种方式就是用影像把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正好，马吉牧师有一个16毫米的胶片摄影机，这玩意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他平时就拿这部摄影机记录一下教堂的各种活动，早就把摄影机这种高端货玩明白了。于是，当日本人在安全区内外不分差别地屠杀难民时，马吉拿起了自己的摄影机，尽可能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拍了下来。在他的镜头里，有浑身鲜血的小女孩、有头盖骨被砍开却侥幸活下来的小男孩、有眼神呆滞的母亲、有烧毁的房屋、被拖走的尸体，还有那些躲在教堂墙角，瑟瑟发抖的难民。

◇图为约翰·马吉牧师隔窗偷偷拍摄的画面

这些场面连日军自己的随军记者都不能随便拍，怎么能让一个外国人拍到呢？这是因为，马吉拍的很多东西，用现在的话说是“后果现场”，像什么伤员、尸体、被烧毁的房屋、被砍伤的平民、遭强奸后的幸存者等。这些影像就是在日军施暴结束，离开之后，马吉牧师在安全区内拍摄的。在当时日本表面上还在维持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尽量避免和欧美国家撕破脸。因此，日本人面对一个美国传教士还算客气。尽管这样，马吉还是万分小心，因为在当时的南京城里，有不少日军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理智和人性，真要和这帮禽兽硬碰硬的话，倒霉的还得是自己。因此马吉每次拿出摄影机，都会非常谨慎，一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二是保证拍到的东西能够清晰证明，这就是日军暴行的后果。

到了1938年一月，持续六周的大屠杀终于结束。日军一方面对外声称南京的秩序已经“恢复”，另一方面强迫把躲在安全区里的中国人驱赶回家，这实际上就是解散安全区。马吉牧师知道接下来他已经没有了特殊身份保护，日军随时可能搜查他，所以他必须尽快将手里的胶片送出去，于是，他把原始胶片剪成了数段，并给每一段都做了一份拷贝。当一些传教士和西方外交官撤离南京时，马吉把分成数段的胶片交给几个信得过的友人。其中包括美国红十字会的成员，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等等。他们有的人把胶片拷贝藏在行李中；有的人把胶片藏在大衣的内衬里，穿在身上带到了上海外国租界；还有的人把胶片藏在外交邮袋当中，因为外交邮袋受到《维也纳外交公约》保护，不受日军检查。可以说，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运输方式，而这些藏在外交邮袋中的胶片，也安全抵达上海租界和香港，最终辗转送到了美国。

◇图为1938年5月16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这些照片正是翻拍自马吉默片

03用电报报道南京城悲剧

在马吉的胶片到达美国之前，他和其他的西方人就已经用电报的形式把南京城的悲剧报道给了外界，在1938年一月已经让西方媒体哗然。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警告大本营：继续放任南京局势，将严重损害国际形象，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南京之暴行，因外人广泛目击，已无可能压制；须有人对此负责。”所以，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也被撤职编入预备役，这也是日本对外战争历史中，罕见的因为“民事扰乱”而更换高级将领的案例。到了1938年春天，马吉牧师也回到美国，他立刻着手剪辑这些胶片。最终剪出来十分钟左右的成片。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份在南京大屠杀时拍摄的影像资料。

随后，马吉牧师把成片在教会，红十字会，大学和媒体机构中放映。而且马吉亲自出席放映会，给美国人现场讲述南京城内发生的惨剧。对于马吉牧师来说，播放这些影片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南京幸存的难民争取到更多的人道援助，二是出于传教士的正义感，他就要揭露南京城里日军的暴行。等到这部影片放映之后，立马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在一些美国城市，观众还没等到影片结束就泪洒当场。

当时，包括《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多家美国媒体对“南京暴行”进行了广泛传播报道。大量美国教会和民间机构了解到南京的惨状后，纷纷慷慨解囊，对中国捐款捐物。与此同时，影片中展示的日军暴行也让美国社会开始对日本有所警觉。甚至有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他们说，既然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犯下这些暴行，美国政府应该出手制止，为啥还对日本保持“中立”？还有一部分国会议员看了马吉的影片之后，强烈呼吁不能光在嘴上谴责日军的暴行，起码要有所行动才行。这些民意的出现，也成了美国对日本政策转变的先声。而日本方面得知马吉放映影片，一开始还试图辩解。日本驻美国大使馆还私下抗议美方“传播歪曲中国战争真相的影片”，而日本军部从此之后也加强了对战地记者的管控，更多的照片被打上“不许可”的印戳。虽然从后面的历史的进程上看，马吉的影片没有改变日军在中国肆虐嚣张的气焰，但西方世界对日本观感的急剧转向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样的转向在几年之后，也终于把日本推向了全面与英美开战的不归路。

◇图为出席东京审判的约翰·马吉牧师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盟军准备在日本首都东京审判战犯，马吉的影片就成了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证据。马吉本人也出席了东京审判，他的影片更是作为第146号呈堂证据，被中方检察官向哲濬正式提交，并当庭播放。这里多说一句，在日本投降之后，日军曾经有计划地销毁各种罪证。而在当时审判现场，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也声称，没有证据证明南京城内发生了大屠杀，更没有证据表明松井石根需要对此负责。针对这些问题，中方检察官向哲濬先是调取了松井石根亲自签发的命令，其中就有“发扬日本威武，而使中国畏服”的说辞。向哲濬还特别提醒法庭注意“畏服”的含义，这清楚地表明松井石根不但对南京的暴行知情，而且是纵容的态度。

至于南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马吉的影片了。这部短短十分钟的影片在法庭播放时，成了整个审判中最沉重、最沉默的时刻之一。当时一名记者回忆说，“影片结束时，整个法庭像被冻结了。没有人开口，只有死一般的沉默。”等到影片放映结束几分钟了，法官才缓过神来敲锤继续审判。面对这样铁一样的证据，松井石根和其他几名被告，要么低头不语，要么闭眼不看。而日方辩护团律师表示这是“非官方的私人影像”，有可能被“恶意”剪辑加工，不能作为呈堂证据。不过，法官在仔细审阅了其他的材料之后，驳回了日方辩护律师的意见，给出理由是“影片由可信第三方”，也就是美国牧师拍摄，“经由诸如红十字会、美国国务院这样的中立机构传递，并已在多方核实。”法官们最后声明：“本影片具有目击者拍摄、未经敌对政府操控的特性，可采信为证据。”这是战争审判史上首次使用影片作为动态直接证据；马吉影片的播放让“南京大屠杀”这一词汇正式进入国际法庭话语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研究者描述，马吉默片再度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的时间是1984年。当时筹备建馆的工作小组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发现了美加合拍的《中国近代史》，小组成员拷贝了其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并将其编辑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纪念馆”工作人员直到1991年观看了11分钟版马吉默片后，才确认当时《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影像正是出自该片。图为198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片头

04 来自其他国际友人的证据

当然了，如果中方只能拿出马吉的影像资料，那也只能是孤证。幸好当时的南京还有不少外国人留下了他们的证词和日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人拉贝的证词和美国人魏特琳的日记。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南京分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名纳粹党员。当时，日本和纳粹德国关系非常近，可以说是合作无上限的准盟友。作为一个纳粹党员，如果贯彻党性的话，拉贝理应对日本军队的暴行充耳不闻。但是，他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不仅牵头建立南京安全区，积极保护中国难民。还在南京大屠杀之时抗议日军暴行，并把自己看到的一一记录在案。在那段日子里，拉贝几乎每天都以德国纳粹党员的身份向驻南京日军发出抗议，比如“我亲眼见到3名中国女性被拖进巷子，半小时后出来时衣不蔽体。”再比如“日军从平民中随意拉人枪毙”等等。

◇图为拉贝先生

等到1938年2月，拉贝调回德国后，也把这些抗议信和手稿带了回去。他还想着在德国国内讲自己在南京看到的惨剧，结果遭到盖世太保的敲打，命他不得公开谈论南京事件。而到了1946年，东京审判的时候，此时的拉贝生活困顿，身体状况极差。虽然国民政府力邀他来东京，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能到东京出庭作证了。即使如此，他当时保存下来的抗议公函，也成了至关重要的呈堂证据，比如有一封他写给日本军方的抗议信，里面就说：“日军不顾安全区的标识和国旗，持续在区内抓人枪杀、强奸妇女。我作为德国国民、纳粹党员，无法理解。这与日本皇军‘仁政’精神有何相符之处。”拉贝的大量抗议信内容，和马吉牧师的胶片完全能够相互佐证，而且如果一个纳粹党员都对日军的暴行无法忍受，那么这些日军有多么禽兽不如也就可想而知了。

◇图为1937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中左一是魏特琳女士，右一是德威南夫人

除了拉贝之外，美国人魏特琳的日记也非常重要。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她每天都在目睹日军的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妇女被日军强行带走暴力侵害。为了阻止日军暴行，魏特琳多次一个人站在大门口阻拦持枪日军入侵，但根本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她多次尝试联系日军宪兵、警察、德国使馆、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留下了大量抗议记录和对日军无视承诺的笔记。不幸的是，魏特琳在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在1941年自杀。而她的日记在东京审判中作为重要的旁证，被用来支持“日军指挥官未加遏制士兵暴行”的指控。就这样，马吉的影片，拉贝的抗议信和魏特琳的日记形成了三角互证结构，提高了证据链的强度。可以说，正是这些国际友人的影像记录和文字证据，才构成了给南京大屠杀的元凶首恶们定罪的关键。有了这些过硬的证据，对松井石根这些畜生的审判也就顺理成章了。让这些畜生想逃避责任也没法逃掉。

◇图为《朝日新闻》报道的“百人斩”比赛

除了这三份证据之外，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层出不穷。这其中有幸存者的证言，有战后挖掘的尸骨堆，甚至还有日军当年为了耀武扬威刊登的新闻报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所谓“百人斩”比赛。在这一桩桩的铁证面前，日本方面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责任人基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像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主要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枪决。而当年因为所谓百人斩洋洋得意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枪决。毫无疑问的是，在审讯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过程中，马吉牧师冒死拍下的胶片就是最重要的物证。可以说，如果没有马吉牧师冒着巨大危险拍摄，传出来的这些胶片。就算是抗战胜利了，对这些个南京大屠杀元凶的审判也不会那么顺利。

如今，除了极少数的日本极右翼，国际上对于南京大屠杀早就有了公论。在那段至暗岁月中，几十万同胞因为日军跌破人类底线的兽行永远失去了性命。当时日军也深知自己犯下这样的暴行见不得光，对自己的暴行是想方设法百般遮掩。这样的情况下，只有记录下真相，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也是日后还原历史，审判元凶时最有力的证据。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读，有说微言大义的，有说以史为鉴的。但最起码，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应该以最大的努力为那些沉默但真实存在过的人留下记录。

◇图为电影《南京照相馆》故事原型人物罗瑾先生

◇图为电影《南京照相馆》故事原型人物吴旋先生

◇图为电影《南京照相馆》故事原型人物罗瑾先生制作的重要相册

在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一个名叫罗瑾的照相馆学徒，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交卷时候，发现了日军屠杀暴行证据。为了保存这些罪证，他多洗了几十张，又选了其中16张做成一个小相册保存。后来，这本相册一直被罗瑾等人偷偷保存起来。一直等到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贴出布告，号召市民们检举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这时候，这本尘封已久的相册才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