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签署起义通电后，为何银铛入狱？三十年后终获正名

1949年12月9日深夜，昆明城一声平地惊雷：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在被他扣押的国民党要员名单里，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陆军中将沈醉。

他签下起义通电，命令手下特务缴械，为云南和平解放立下关键一功。然而，仅仅几天后，这位“起义将领”竟银铛入狱，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犯生涯。

沈醉

一位在历史关口选择了新道路的人，为何最终身陷囹圄？这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博弈，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复杂人生。

12月9日那天昆明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被特派为中将游击司令的沈醉，表面上是西南特务工作的总负责人，实则内心早已陷入绝境。

一方面，老蒋对他并不完全信任，就在起义前夕，将他的老母亲、妻子和六个孩子全部送往香港，实质是扣作人质，逼他在云南“死守到底”。另一方面，卢汉的起义意图已是“公开的秘密”，解放大军兵临城下，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当天下午，沈醉接到卢汉开会通知，明知可能是“鸿门宴”，但在没有上级明确指令（毛人凤已失联）且家人性命攸关的情况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

一进省府，他和李弥、余程万等几位兵团司令就被扣押。枪口之下，卢汉拿出事先拟好的起义通电，要求他们签字。

卢汉

沈醉没有犹豫，他深知这是唯一可能保全昆明、也为家人留一线生机的选择。他不仅签了字，更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亲笔写下手令，命令他所辖的所有云南站特务、公开和秘密单位人员，立即停止抵抗，上交一切武器、电台、文件，向新政权报到。

这道命令，瓦解了国民党在云南最顽固、最具破坏力的潜伏力量，使昆明起义的阻力大减，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血腥破坏与暗杀，堪称他起义行动中最实质性、最关键的一笔。

然而，历史转折点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沈醉的“起义”带着强烈的被迫色彩与求生本能。他并非主动联络我方，而是在刀架脖子上的最后一刻，做出的现实抉择。这种“被动性”，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起义后，云南局势一度出现反复，部分被扣押又释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李弥、余程万）部队反水，与解放军爆发激战。在这片混乱中，沈醉的处境变得极其尴尬和危险。

对卢汉而言，沈醉是军统头子，是巨大的潜在威胁，不可能轻易放虎归山。对正在进军西南的解放军而言，虽然收到了他起义的报告，但面对复杂的敌情和真伪难辨的局面，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将这样一位背景复杂的特务系统高官“控制起来”。

于是，“起义功臣”沈醉，迅速从卢汉的座上囚，变成了新中国的阶下囚。1950年，他被押送至重庆，后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正式被列为“战犯”。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那么，为什么明明有起义之举，却仍然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呢？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且错综复杂的。

首先，是他那无法抹去的“军统烙印”。沈醉十八岁加入军统，深得戴笠信任，二十八岁就成为少将处长，长期身处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参与过众多秘密行动。这样一位“特务头子”，其历史复杂性和危险性，在新政权眼中是极高的。他的起义行为，固然有利于一时一事，但能否证明其思想的彻底转变？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的潜伏任务？在当时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这些疑虑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必须经过漫长而彻底的审查与改造。

其次，是其起义动机的“纯粹性”存疑。正如前文所述，他的起义是在被武力扣押、走投无路情况下的选择，与那些早已心向光明、主动策划联络的起义将领（如程潜、陈明仁）有本质区别。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这更接近于“投诚”甚至“被俘”，而非深明大义的“起义”。他的选择，更多是时势所迫的“识时务”，而非政治觉悟的“弃暗投明”。这种动机上的“瑕疵”，使得他难以迅速获得“起义将领”的信任与待遇。

再者，是宏观政策与个案认定的时间差。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战犯的处理有一套整体的政策与程序。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都需要经过学习、改造和审查，其历史问题要一件件厘清。沈醉的起义问题，夹杂在其大量的特务活动历史中，需要极其慎重的核实与评估。在相关证据（特别是他亲笔签署的起义手令和命令）未被系统发现和严格鉴定之前，将他作为战犯管理，是符合当时政策和程序的稳妥做法。这个过程，必然需要时间。

1960年，经过十年改造，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被释放，获得了公民身份。但真正的“正名”，则要等到二十年后的1980年。

有关部门在系统清理历史档案时，发现了1949年12月10日卢汉起义通电的原件，以及沈醉亲笔签署的命令和汇报文件。这些铁证如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在昆明起义中的具体贡献。根据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明确政策，沈醉的历史身份终于被重新审视和认定。

最终，经组织调查核实，沈醉的身份被正式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享受相应的副部级待遇。此后，他连续担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撰写了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为自己复杂的一生，画上了一个相对平和的句号。

参考文献

1. 沈醉. 《我这三十年》.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
2. 沈醉. 《军统内幕》.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
3. 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起义纪实》.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5. 邓元忠. 《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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