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家拆迁没分我家钱，这年外公到我家，母亲：想去哪去哪。

第一章 不速之客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冷。

电视里天天说，是十年不遇的寒潮。

腊月二十八的下午，我正趴在窗户上哈气，用手指在白蒙蒙的雾气上画圈。

我妈刘淑芬在厨房里剁饺子馅，刀和砧板撞击的声音，又密又急，像要把一年的怨气都剁进去。

我爸张建军在客厅来回踱步，时不时搓搓手，看看我又看看厨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们家不大，两室一厅，单位分的旧房子，墙皮都有些泛黄。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沉默。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那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显得格外突兀，像一根针，扎破了紧绷的气球。

我爸一个激灵，几乎是扑过去开的门。

我妈手里的刀停了，厨房里瞬间安静下来。

门口站着一个干瘦的老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深蓝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他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像干裂的土地。

手里拎着一个老旧的帆布旅行包，拉链都掉了一半。

风雪从他身后灌进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是外公，刘建国。

他已经有快十年没踏进过我们家的大门了。

“爸，您怎么来了？”我爸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讶和掩饰不住的尴尬。

外公没说话，只是把头探进来，浑浊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厨房门口。

我妈刘淑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那里，手里没拿刀，就那么空着手，倚着门框。

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冷得像窗外的冰。

“淑芬。”外公的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

我妈没应声。

她就那么看着他，看了足足有十几秒。

然后，她嘴角扯出一个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悲凉的笑。

“哟，稀客啊。”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冰碴子一样，一字一字往外蹦。

我爸赶紧打圆场：“快，爸，快进来，外面冷。”

他接过外公手里的包，想把他拉进来。

外公却像脚下生了根，没动，眼睛还盯着我妈。

“卫东……卫东他……”外公说得很艰难，像在喘气。

我妈打断了他。

“他怎么了？发财了？还是又换新车了？”

“他……他让我搬出来。”外公的头垂了下去，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屋里彻底静了。

我爸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我好像能听见雪花落在窗台上的声音。

我妈脸上的冷笑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代的是一种彻底的、毫无温度的平静。

她转过身，对着客厅，像是在对空气说话，又像是在对我爸下命令。

“让他进来吧。”

“给他收拾一下小伟的房间。”

“晚饭多个人，多双筷子。”

说完，她没再看外公一眼，转身走回了厨房。

很快，那又密又急的剁馅声再次响了起来。

比刚才更响，更急。

我爸长舒了一口气，连忙把外公让进屋，给他倒了杯热水。

外公捧着杯子，坐在沙发的一角，背佝偻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我看着他，这个名义上是我最亲的人之一，却陌生得像个路人。

我爸把我拉到阳台，压低了声音。

“小伟，待会儿对你外公客气点，他……他现在不容易。”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堵得慌。

晚饭的气氛更是压抑到了极点。

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我妈做的几样拿手菜。

外公坐在我对面，捧着碗，头埋得很低，几乎要贴到碗里去。

我爸不停地给他夹菜，给他倒酒，努力找着话题。

“爸，这几年身体还行吧？”

“嗯。”

“天冷了，要多穿点。”

“嗯。”

“卫东……舅舅他……生意还好吧？”

外公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没说话。

我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

她只是吃着自己碗里的饺子，慢条斯理，仿佛桌上多出来的这个人根本不存在。

她不看外公，也不看我爸，目光就落在自己面前那一小块桌面上。

一顿饭吃得悄无声息，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

吃完饭，我爸和我收拾碗筷。

我妈站起身，走到外公面前。

外公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肩膀。

我妈看着他，还是那种平静得可怕的眼神。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客厅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房子，我是没有的。”

“钱，我也是没有的。”

“这屋子小，你住着也憋屈。”

她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想接下来说什么。

然后，她一字一顿地，把那句我记了很多很多年的话，说了出来。

“你想住就住着，不想住，就想去哪去哪。”

说完，她转身进了卧室，关门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声惊雷。

客厅里，我爸的脸色煞白。

外公捧着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濡湿了他面前的一小块桌布。

他没有擦，就那么呆呆地坐着。

窗外，风刮得更紧了，发出呜呜的声响，像谁在哭。

第二章 泼出去的水

我小时候，外公家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外公外婆还住在市郊的老屋。

那是一座带院子的平房，院里有一棵很大的香椿树。

每个周末，我妈都会带我回去。

她总是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有时是新买的布料，有时是城里才有的点心。

我记忆里的我妈，那时候脸上总是有笑的。

虽然她工作很累，我们家也不富裕，但一到外公家，她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不知疲倦。

她会抢着外婆手里的活，洗衣，做饭，打扫院子。

她会陪外公下棋，外公的棋瘾很大，棋品却不怎么好，悔棋是家常便饭。

每次外公一瞪眼要悔棋，我妈就笑着说：“行行行，爸，你说了算。”

外公那时候在一家国营厂当个小组长，说话声如洪钟，在家里就是绝对的权威。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讲究的就是个规矩。”

他的规矩很多，比如吃饭时长辈不动筷子晚辈不能动，比如家里来客了女人不能上主桌。

我妈总是那个最守规矩的人。

舅舅刘卫东比我妈小五岁，是外公外婆的独苗儿子，从小被宠上了天。

他嘴甜，会来事，总能把我外公哄得高高兴兴。

每次我妈带回去的好东西，十有八九都进了舅舅的嘴，或者被舅舅拿走。

我妈从不说什么。

有一年，我妈怀孕了，就是怀着我的时候。

挺着个大肚子，她还是坚持每个星期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去。

夏天，车里又闷又热，她好几次都差点晕倒。

我爸心疼，劝她别去了。

她说：“不去怎么行，爸妈年纪大了，卫东又指望不上。”

她给外公外婆做了一整个夏天的绿豆汤，她说那个解暑。

她还一针一线地给没出生的我缝小衣服，也顺带着给舅舅家的表弟缝了一套。

外公看到了，摸着那柔软的布料，点点头：“淑芬这手艺，没丢。”

我妈听了，高兴了好几天。

她就像一棵向日葵，拼命地朝着外公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认可，努力地生长。

她以为，只要她做得足够好，足够孝顺，她就能在他心里，和舅舅刘卫东一样重。

那时候，我太小，不懂这些。

我只觉得外公家很好玩，有大院子可以跑，有香椿树可以爬。

外婆很疼我，总是偷偷塞给我糖吃。

外公对我，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他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种审视，就像看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最常对我说的话是：“你是张家的孙子，以后要给你爸妈争气。”

他从来没说过，我是他的外孙。

那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外公嘴里听到的。

他不是对我妈说的，是跟邻居闲聊的时候。

他说得理直气壮，像在说一个天经地义的真理。

我妈当时就在旁边洗菜，我看见她的背僵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她手上的动作没停，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盖住了一切。

我似懂非懂地问她：“妈妈，什么是泼出去的水？”

我妈愣了一下，然后摸着我的头，笑了笑。

那笑容有点涩。

她说：“就是长大了，有自己的家了。”

外婆去世得早，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外婆走后，我妈回娘家回得更勤了。

她说：“你外公一个人，我不放心。”

舅舅刘卫东那时已经结婚，住在离老屋不远的新楼房里。

他很少回去，总说自己忙。

所谓的忙，就是跟一帮朋友打牌，喝酒。

外公的退休金不高，时常被舅舅以各种理由借走，多半是有去无回。

我妈知道，每次回去，都会悄悄在外公的枕头底下压几百块钱。

那是她和我爸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爸对此颇有微词，但看我妈那么坚持，也就不再多说。

那时候，我们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换个大点的房子。

我们一家三口挤在那个小小的两居室里，我连个正经的书桌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写作业。

我妈常常看着窗外，叹口气说：“等咱们攒够了钱，就换个三居室，给你一间，你爸一间，我一间。”

她嘴上这么说，但每次发了工资，第一件事还是想着给她爸买点什么。

那一年，市里规划要建开发区，外公家的那片平房，被划进了拆迁范围。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全家都激动得不行。

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户人家，按人头和面积算，能分到好几套房子，还有一大笔补偿款。

那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我妈那天晚上破天荒地喝了点酒，脸颊红扑扑的。

她兴奋地对我爸说：“建军，这下好了，小伟的房子有了，咱们也不用再挤着了。”

我爸也高兴，他说：“是啊，爸总算能享享福了。”

我妈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她说：“我不要多的，只要一套小房子就行，哪怕是个一居室，给小伟以后留个底。剩下的钱和房子，都给你弟弟。”

她以为，她这么多年的付出，这么多年的孝顺，总能换来一点点回报。

哪怕只是一点点。

她以为，这一次，她不会再是那盆“泼出去的水”。

第三章 老屋的最后一口气

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乱了老屋那片区域所有人的心。

家家户户都在讨论着补偿方案，计算着自己能分到多少钱，多少套房。

那段时间，舅舅刘卫东回老屋的次数突然多了起来。

他不再是两手空空地来，而是拎着各种酒和熟食。

他陪着外公，一坐就是大半天，爷俩在屋里关着门，不知道说些什么。

每次我妈周末过去，都能看到舅舅的车停在院子门口。

她推门进去，屋里的谈话声就戛然而止。

外公和舅舅看到她，表情都有点不自然。

“淑芬来了。”外公会干咳一声，说。

“姐，你来了。”舅舅会笑着打个招呼，但那笑意不达眼底。

我妈感觉到了什么，但她不愿意往坏处想。

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放下东西就开始忙活。

擦桌子，扫地，给外公整理床铺。

她想，或许是他们在商量怎么分配，毕竟是大事，是应该的。

有一次，她试探着问外公：“爸，拆迁的合同签了吗？是按人头算，还是按面积啊？”

外公眼神躲闪了一下，含糊地说：“还在谈，还在谈，你一个女人家，别管这些事。”

舅舅在一旁附和：“是啊姐，这事有我和爸呢，你就放心吧。”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挤出一个笑容：“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

从那天起，我妈心里就种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

她晚上开始失眠，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爸安慰她：“别想太多了，你爸还能亏待了你？再怎么说，你也是他亲闺女。”

我妈点点头，像是要说服自己相信这句话。

终于，合同签了。

拆迁款和安置房的指标都下来了。

消息是舅舅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他在电话里喜气洋洋地说：“姐，姐夫，定下来了！三套房子，还有一百二十万现金！”

我爸在旁边听着，激动地搓着手。

我妈握着电话，手心都是汗，她小心翼翼地问：“那……那我们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舅舅的声音传来，带着一种刻意的轻松。

“姐，爸说了，咱们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我这儿拖家带口的，你外甥马上也要上中学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爸的意思是，房子和钱，就都留给我了。”

“你和小伟他爸都是有单位的人，不缺这个。”

“等回头我拿到钱，请你们全家吃大餐！”

我妈没说话，她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一点血色都没有。

她还握着电话，但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

我爸抢过电话，对着那边喊：“卫东，你这是什么意思？三套房，一百多万，一点都不给淑芬？这说不过去吧！”

舅舅在电话里笑了一声：“姐夫，你这话说的，什么叫给不给啊。自古以来，家产都是留给儿子的。嫁出去的女儿，哪有回来分家产的道理？这是我爸的意思，也是老祖宗的规矩。”

“规矩？什么狗屁规矩！”我爸气得声音都发抖了，“淑芬这些年怎么对你爸的，你们心里没数吗？”

“姐夫，你别生气啊。我姐孝顺她爸，那是应该的嘛。行了行了，我这边还忙着呢，先挂了啊。”

电话被挂断了。

我妈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动不动。

那个周末，我妈没回老屋。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没吃饭。

第二天，她像是想通了什么，换了身干净衣服，对我和我爸说：“走，我们去你外公那，我要当面问问他。”

我们到的时候，老屋里很热闹。

舅舅一家都在，还有几个亲戚。

他们在庆祝，桌上摆满了酒菜。

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出现，屋里的笑声停了。

外公坐在主位上，脸色有点尴尬。

舅舅站起来，笑着说：“哟，姐，你们来了，快坐快坐。”

我妈没坐。

她径直走到外公面前，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爸，卫东说的是真的吗？”

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颤抖。

外公不敢看她的眼睛，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才说：“淑芬啊，你弟弟他……不容易。”

“我问你，是不是真的？”我妈又问了一遍，声音大了一点。

满屋子的人都看着他们。

外公被逼得没办法，只好点了点头。

“是。”他终于说出了那个字。

我妈的身体晃了一下，我爸赶紧扶住了她。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吸进肺里。

“为什么？”她问，“爸，我只要你告诉我，为什么？”

外gong的脸涨红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没有为什么！我是你老子，这个家我说了算！”

“家产传男不传女，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你嫁出去了，就是张家的人了，还回来争什么争？像什么样子！”

他声色俱厉，仿佛我妈问了一个多么大逆不道的问题。

我妈笑了。

那笑声，比哭还难听。

她看着外公，一字一顿地说：“规矩？”

“我给你洗衣做饭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规矩？”

“你生病我背你去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规矩？”

“卫东拿走你的退休金去赌，我偷偷给你塞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规矩？”

“现在，一说到钱，一说到房子，你就跟我讲规矩了？”

“爸，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女儿？”

这是我妈第一次这样跟外公说话。

外公被问得哑口无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舅妈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开口了：“嫂子，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家占了你多大便宜似的。孝顺父母，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怎么还成了一门生意，要讲回报了？”

我妈猛地转过头，盯着舅妈。

“你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那么凶。

屋里的气氛凝固了。

外公终于缓过神来，他指着我妈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

“你……你反了天了！为了点钱，连你弟弟弟媳都骂！我刘建国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孝女！”

“滚！你给我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最后那句话，像一把最锋利的刀，狠狠地捅进了我妈的心里。

我看到我妈的眼睛里，那点最后的光，彻底熄灭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再争辩。

她只是深深地看了外公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有悲愤，最后，都化为了一片死寂。

她转过身，拉着我和我爸，走出了那个她曾经以为是“家”的屋子。

从那天起，直到十年后外公自己找上门来，我妈再也没有踏进过老屋一步。

那栋承载了她所有青春和孝心的房子，连同她对父亲最后的一丝幻想，都在那一天，被推土机夷为了平地。

第四章 屋檐下的冰

外公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那个冬天，我们家里的温度，比室外还要低。

我爸把我房间里的小床收拾出来给外公睡，我的书桌和书都搬到了客厅。

从此，我们家多了一个沉默的影子。

外公很安静，甚至可以说是卑微。

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小房间里，很少出来。

吃饭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坐到桌边，也是最后一个放下筷子。

他会把我妈夹到他碗里不爱吃的菜，默默地吃完。

他会主动去洗碗，但我妈会冷冷地从他手里拿过碗，一言不发地自己洗。

他想跟我说话，问我学习怎么样，辛不辛苦。

我还没开口，我妈的声音就会从厨房或者卧室传来。

“小伟，作业写完了吗？快去复习。”

那声音没有起伏，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于是，我和外公之间，也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我爸成了家里最累的人。

他既要安抚我妈的情绪，又要照顾外公的面子。

他每天下班回来，会先去小屋里陪外公说几句话，递根烟。

然后又去厨房帮我妈打下手，说几个笑话逗她开心。

但大多时候，我妈并没有笑。

她的心，好像跟着那笔拆迁款一起，被冰封了。

她对我外公，实施了一种最残忍的报复。

不是打，不是骂，而是彻底的无视。

她给他做一日三餐，保证他饿不着。

天冷了，她会把旧的棉被拿出来，让我爸给他送过去，保证他冻不着。

她尽到了所有“义务”，却抽走了所有“情感”。

她把他当成一个寄宿在家里的陌生人，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过去、只有一张吃饭的嘴的房客。

有一次，外公感冒了，咳得很厉害。

半夜里，整个屋子都是他压抑的咳嗽声。

我爸不放心，起身去给他找药，倒开水。

我妈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们，冷冷地说了一句：“死不了。”

我爸的动作僵住了。

他回头看了我妈一眼，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无奈。

第二天，外公的病更重了，额头发烫。

我爸要带他去医院。

我妈拦住了他。

“不用去，药箱里有退烧药和消炎药，让他吃几片就行了。”

“淑芬，他年纪大了，万一……”

“我说了死不了！”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然后又迅速压了下去，“去了医院要花钱，我们家没那么多闲钱。”

说完，她从药箱里找出几板药，拍在桌子上，转身就去上班了。

那天，我爸请了假，在家照顾外公。

外公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我凑近了听，听到了舅舅的名字。

“卫东……卫东……”

我爸给他喂水，他喝了两口，忽然抓住我爸的手。

“建军……我对不起淑芬……我对不起她……”

他哭了，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下来。

我爸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手：“爸，都过去了，别想了。”

外公的病，一个星期才好。

病好后，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他开始尝试着讨好我妈。

他会趁我妈不在家的时候，把整个屋子都打扫一遍，地拖得锃亮。

我妈回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换了鞋，自己又重新拖了一遍。

他会去菜市场买我妈爱吃的鱼，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妈把鱼倒进垃圾桶，说：“不新鲜，有股味儿。”

除夕那天，我们家包饺子。

外公也想来帮忙，他搓着手，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淑芬，我……我来擀皮吧？”

我妈没理他。

他尴尬地站了一会儿，自己拿起一小块面团，学着我妈的样子，笨拙地擀了起来。

他擀的皮，厚薄不均，奇形怪状。

我妈看都没看一眼，把他擀好的皮一个个都揉回了面团里。

外公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那顿年夜饭，只有我们三个人吃。

外公很早就回房间了。

电视里放着春晚，热闹非凡。

我们家里，却冷得像冰窖。

我看着我妈那张冰封的侧脸，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巨大的悲哀。

我知道，她不是在折磨外公。

她是在折磨她自己。

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她心里的那道伤疤，有多深，有多痛。

那道伤疤，是外公亲手刻上去的。

现在，他来了。

他想让伤疤愈合。

可是，有些伤，一旦刻下了，就永远长不好了。

它只会结痂，变成一块丑陋的、坚硬的疤。

一碰，还是会疼。

第五章 一笔账

春节过后，日子一天天滑过去，沉闷得像一块湿透了的抹布。

外公在我们家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压抑。

转折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那天我放学回家，刚进门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我爸正手忙脚乱地在厨房里收拾，一口锅黑乎乎地放在水槽里。

“怎么了，爸？”我问。

“你外公想给你妈熬点银耳汤，忘了关火，烧干了。”我爸苦笑着说。

外公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一边，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我不是故意的……”他喃喃地说。

我妈正好下班回来。

她走进厨房，看了一眼那口烧黑的锅，又看了一眼手足无措的外公。

她的脸上，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冰冷的平静。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她什么也没说，脱下外套，默默地开始做晚饭。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气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凝重。

我妈吃得很少，很快就放下了筷子。

她看着外公，看了很久。

看得外公把头埋得更低了。

“爸。”她开口了。

这是外公来我们家之后，我妈第一次主动叫他。

外公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受宠若惊的光。

我爸也紧张地看着我妈，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我们谈谈吧。”我妈说。

她起身，从卧室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推到外公面前。

信封很厚。

“这里是两万块钱。”我妈的声音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件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

“你明天就搬出去吧。”

外公的脸瞬间白了。

“淑芬……我……”

“你别说话，听我说完。”我妈打断了他。

“我算了一笔账。”

“从你来我们家，到现在，一共三个月零八天。”

“你每天的吃喝，算五十块，不多吧？一个月就是一千五。三个月，四千五。”

“你生病那次，买药花了二百七。”

“还有水电煤气，算你一个月一百。三个月，三百。”

“加起来，一共是五千零七十块。”

她像个冷酷的会计，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

我爸的脸色也变了：“淑芬，你这是干什么！”

我妈没理他，继续看着外公。

“那一百二十万，我就不跟你算了。那三套房子，我也不跟你算了。”

“当年我给你塞的那些钱，我也不跟你算了。”

“我只跟你算，我该尽的孝道。”

她指了指桌上的信封。

“这两万块钱，你拿去，在附近租个小房子，够你一年的房租和生活费了。”

“以后，每个月一号，我会再给你打两千块钱生活费。”

“你要是病了，住院了，只要不是快死了，医药费我也会出。”

“这是我作为女儿，该尽的义务。”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屋里每个人的心上。

“但是，”她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无比锐利，“这个家，你不能再住了。”

“我每天看到你，我就喘不过气。”

“我一看到你这张脸，我就会想起我妈，想起那座老屋，想起你是怎么指着我鼻子让我滚的。”

“我就会想起，我也是你的女儿，可是在你眼里，我连你儿子的一根脚指头都比不上。”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积压了十年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终于决堤。

“你走吧。你拿着我的钱，去过你的日子。”

“我养着你，养到你死。这是我欠你的，也是你欠我的。”

“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这笔账了。”

“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了。”

说完，她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屋子里一片死寂。

外公呆呆地看着桌上的那个信封，像是看着一条毒蛇。

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许久，他伸出那双布满老年斑的、颤抖的手，慢慢地，把那个信封推了回去。

“淑芬……”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破锣。

“钱……我不要。”

“我走。”

他站起身，步履蹒跚地向那个小屋走去。

他的背影，比他来的时候，更加佝偻，更加苍老。

那天晚上，我听见小屋里传来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

哭了很久，很久。

我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们家，要变天了。

第六章 没有年味的年

第二天一大早，外公就走了。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

我爸起床的时候，小屋的门开着，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桌子上，放着他来时拎的那个帆布包，拉链还是坏的。

里面是我妈给他买的几件新内衣，还有那几板没吃完的感冒药。

他什么都没带走。

也把我们家的钥匙，放在了桌子上。

我爸在屋里站了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妈起来后，看到了空无一人的房间。

她只是看了一眼，就转身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早饭。

她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仿佛昨天晚上的爆发，只是一场梦。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以前。

家里还是我们三个人，只是空气里那股沉重的压抑，似乎消散了一些。

但谁也没有提起外公。

他的名字，成了这个家里新的禁忌。

我爸偷偷出去找过他几次。

回来后，只是对我说：“你外公在外面租了个小单间，挺好的。”

他不敢对我妈说。

我妈也装作不知道。

她每个月一号，都会去银行，然后把一张汇款单的存根，悄悄放在我爸的床头柜上。

两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她用这种方式，履行着她的“义务”，也维持着她的“两清”。

转眼，又快到年关了。

这是外公离开我们家之后，第一个春节。

家里的气氛，比他来的时候还要古怪。

没有了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却多了一种茫然的空洞。

大年三十，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丰盛。

我们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电视里放着春晚，喜气洋洋。

可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我爸喝着闷酒，一杯接一杯。

我妈默默地吃着饭，眼神空洞地看着电视。

那顿年夜饭，我们吃了不到半个小时。

吃完饭，我妈开始收拾碗筷。

我爸喝多了，拉着我说：“小伟，走，我们……我们去看看你外公。”

我妈洗碗的手停住了。

她背对着我们，没有回头。

“要去你们去。”她的声音很轻，听不出喜怒。

我扶着我爸，下了楼。

冬夜的冷风一吹，我爸的酒醒了一半。

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外公租的那个地方。

是一个很老旧的筒子楼，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气味很难闻。

外公的房间在最里面，门上连个春联都没贴。

我们敲了半天门，才有人来开。

是外公。

他比在我们家的时候，好像又老了一些，头发全白了。

看到我们，他愣住了。

“建军？小伟？你们……怎么来了？”

屋里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桌子上，放着一盘吃剩的速冻饺子，还有半瓶二锅头。

电视开着，没有声音。

整个房间里，都透着一股凄凉的冷清。

我爸把手里拎着的年货放在桌上，鼻子有点发酸。

“爸，我们……来看看你。”

外公手足无措，招呼我们坐，可屋里只有一把椅子。

他自己站着，不停地搓手。

“淑芬……她好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好，她好。”我爸说。

沉默。

长久的沉默。

我们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告辞了。

因为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临走时，外公把我们送到楼道口，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红包。

红包很薄，捏上去只有一张纸。

“小伟，拿着，外公给的压岁钱。”

我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很想哭。

回家的路上，我爸一言不发。

到了楼下，他停住脚步，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小伟，你别怪你妈。”他说，“她心里苦。”

我点了点头。

我怎么会怪她呢。

回到家，我妈已经睡了。

客厅的窗户开着一条缝，冷风吹进来，桌上的饭菜已经凉透了。

我走进我的房间，打开外公给的那个红包。

里面不是钱。

是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

信纸上，是外公歪歪扭扭的字迹。

“小伟，外公对不起你妈妈，也对不起你。”

“外公老了，糊涂了，做错了事。”

“这笔账，是外公欠你们的，这辈子怕是还不清了。”

“你跟你妈说，让她别再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当。”

“以后，外公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信的最后，没有署名。

我拿着那张信纸，呆呆地坐了很久。

窗外，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

新的一年，就这么来了。

可我们家的那个年，却好像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下雪的冬天。

没有了争吵，没有了怨恨，也没有了味道。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封信，放在了我妈的床头。

她看到没有，我不知道。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那天下午，她对我说：“小伟，走，妈带你去买新衣服。”

阳光下，她牵着我的手，走在喧闹的大街上。

她的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但走了几步，她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小伟，妈不是恨他。”

她顿了顿，眼睛望着远方，轻轻地，像是对自己说。

“妈是……放过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