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日本战犯榊原秀夫家属致信毛主席：请提前释放，主席如何批示

1957年5月20日下午，海风带着夏初的咸味拂过天津港，“兴安丸”缓缓离岸。甲板上，六名日本战犯踉跄而立，最显眼的是身形消瘦的榊原秀夫，他曾在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配制细菌，如今却因重病获得提前回国的许可。没人会想到，这一转折只源于一封跨越海峡的家书和毛泽东主席十二字批示。

时间拨回到1945年8月22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宣布投降。当年的苏蒙边境线上，日本俘虏站成灰色人墙，被苏军押送去西伯利亚。经过审查，近千名“罪行重大者”在1950年7月被移交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榊原秀夫随队到达绥芬河，再转送抚顺，编号273，入所时年仅三十三岁。

接管这批战犯，是政治而非简单的司法处置。莫斯科外长维辛斯基提醒中方，华府正扶持日本再武装；掌握审判主动权，对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意义重大。毛泽东与周恩来迅速拍板：不搞大开杀戒，也绝不无条件放人——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关键。

抚顺战犯管理所因此成了“特殊课堂”。不打不骂，供给中等市民标准的粮布，医务室、图书馆、球场一应俱全，甚至修了露天舞台。老看守之间的共识是：“给他们吃好、住好，才能叫他们明白谁才真正有力量。”这番话听来冷静，却暗藏深意。

最初的日军军官仍戴战帽，晨起面向东洋行大礼，口称“天皇万岁”。然而朝鲜前线传回志愿军的连捷，枪炮声在千里外，但震碎了他们心中的“皇军不败”。傲慢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忐忑与沉默。

改造靠说理，也靠行动。战犯每天要下菜地劳动，为食堂做饭，亲手为自己和伙伴煮味增汤。原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1952年脑溢血瘫倒，照料他的中国护士焦桂珍四年如一日，抚背喂粥，换洗污衣。老兵握着她的手泪如雨下：“我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却在这里被救命。”这句独白在囚室里传开，撬动了许多人最后的倔强。

1954年春，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组抵达抚顺。铁证如山，系统审讯，宫崎弘最先在全体会上朗读忏悔书。人群鸦雀无声，随后更多人放下武士刀般的意志，记录自己曾经的截肢实验、活体注射、村庄屠杀。纸张堆成小山，也压得人抬不起头。

1956年4月，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在押日战犯采取“免起诉为主、少数判刑、无死无无期”的方案，并安排参观考察。南至杭州，北到哈尔滨，战犯们第一次直面战后新中国的钢铁轨道、红旗锅炉与稻浪金黄。有人在被烧毁过的抚顺雷屯小学旧址下跪，还有人紧握村民递来的茶碗，喃喃：“对不起。”

此时的榊原秀夫身体每况愈下。作为七三一部队培养科成员，他曾参与培养鼠疫、霍乱菌并进行人体试验。细菌吸入过量，肺叶严重纤维化，咳血成了家常便饭。1956年1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代表团。交谈间，日方代表提及榊原病重，毛泽东回答：“若确有重病，可考虑释放。”一句轻描淡写，却如冬至阳光。

不足两日，《朝日新闻》将此讯息传回日本。榊原家陷入狂喜，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连夜写信，言辞恳切：“父亲之罪，家人无可推诿；惟病情危急，若能早返故土，或有生机。”信件经驻日代表处辗转送抵北京。1957年初，毛泽东阅信，挥笔写下：“请周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者宜予释放。”

国务院调查组很快赶到抚顺。医生确诊榊原患肺部空洞并发症，不宜再羁押。5月11日，提前释放决定下达。监舍里，日本军医田中多田郎低声说：“活着出去，我要告诉国人，这里没有屠刀。”13天后，榊原与五名同病战犯登上“兴安丸”。管理所照例退还全部私物，并发五十元路费。送行宴席上，没人举杯，现场安静到只剩煤码头的汽笛。

回到横滨，榊原接受肺叶切除手术。康复后，他先后发表《抚顺日记》《再莫走向战争》两本小册子，公之于世他的作恶与悔罪。日本学界评价，这些证言比任何法庭文件更能撬开七三一部队的黑匣子。

1964年3月6日，斋藤美夫等最后三名战犯离华，中国对日战犯处理画上句号。十五年之间，审判、劳动、宣教、特赦，一以贯之的政策逻辑是：战争罪行必须揭示，个人生命依然可救。“放人，等于放回爆炸物吗？”当年不乏激烈争论，决策层最终权衡的是更长远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声誉。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联合公报》第七条郑重声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外电惊叹，东京财政部松口气，而北京内部的说法简洁：赔偿终究出自百姓税负，中国曾经吃过庚子赔款的苦头，不愿让别人重蹈覆辙。

榊原秀夫得以生还、得以说话，成为这段政策的一个缩影。铁窗、课堂、船舷，三种场景连缀在一起，刻下了新中国对战犯处置的独特轨迹：罪责与仁政并举，惩戒与感化并行。倘若没有1957年的那封求情信，也许他的人生终点会是另一幅景象；然而历史选择了不同的结局，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更高远的考量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