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室生白——梅

冬日最盛时，于江南一小园中，见数树梅花。远望过去，只是些疏落的淡影，在铅灰色的天空下，并无画中那般欺霜赛雪的烈艳。待走近了，也无扑鼻浓香，只有一丝极幽微的清冽，须得屏息凝神，方能从凛冽的空气里辨出那一缕魂魄来。梅之所谓品格，在这真实的风中，原是这般沉默，这般吝啬的。于是忽然想，我们世代所颂扬的“梅格”，怕多半是叠加上去的、我们自己的倒影罢。

这倒影的底本，自然要推到林和靖先生那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十四个字，清冷得没有一丝烟火气，像是把整个尘世的重量都滤去了，只留下一个水晶罩子里的精魂。这品格是逸，是于人间烟火之外另辟一个冰霜宇宙。自此，梅便与孤山、鹤影、隐士的衣袂牢牢系在一起，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清供。后世的文人，只要提起梅，总不免要向着这“孤高”的意象上靠，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其品格。

可耐人寻味的是，这孤高的“隐士”，到了陆放翁的词里，却陡然激烈起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里的品格，是劫毁后的存续，是肉身消亡后一缕不屈的魂。梅不再是那个自完其足的隐者，而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志士，一种道德的象征。它的存在，仿佛就是为了被摧折，为了在摧折中证明一种比金石更坚硬的“香”。这品格是韧，是贞，是带着悲剧底色的凛然。两种品格，一逸一贞，看似相悖，却奇妙地汇成了梅的双重品质，被后人各取所需地膜拜着。

问题或在于此。我们的文化似乎总有一种热切的冲动，要将自然的风物，迅速地收编入精神的谱系，赋之以人格，定之以品级。松竹梅成了“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又是“四君子”。这命名本身，便是一种规训，一种将鲜活、复杂的生命，简化为几个崇高符号的过程。我们爱那符号的洁净与确定，远胜于爱那在风中真实颤抖着的、有虫有枯枝的树。我们赞颂的，究竟是梅本身，还是我们投射在它身上的、那个理想化的自我影像？

我又想起《红楼梦》里，栊翠庵那十数株红梅。妙玉是槛外人，她的梅，照例该是最清最高的。可曹公偏要写宝玉去乞红梅，写那梅花开得“如胭脂一般”。那红不是烈士的血，倒带着几分人间女儿色的娇艳与任性。及至“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一回，史湘云大吃烤鹿肉，林黛玉笑她是“花子”，她理直气壮地回：“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那白雪红梅的琉璃世界，衬的不是孤高的谈玄论道，却是一群少年男女围炉炙肉、欢笑作诗的烟火热闹。这里的梅，何尝有半分拒人千里的孤愤？它倒成了这热闹里最明丽的一道背景，一种入世的、衬托生趣的美。曹公是真正懂得“物性”的，他笔下之梅，有仙气，亦有烟火气；可作清供，亦可入俗眼。这或许才是物的本然：它不从属于任何一种被指派的“品格”，它的丰富性，远超出我们一切概念的框定。

宋人咏梅的诗词，车载斗量，似乎已将梅的意境说尽了。然而看多了，总觉那些句子像一层层透明的纱，将真梅裹得有些隔膜。倒是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里，有一处闲笔，让我觉得真切。他写自家不二斋，“春时，四壁下全是山兰，槛前芍药半亩。秋时，海棠、玉兰侵芸。……冬则梧叶落，蜡梅开，暖日晒窗，红炉毾氍。”这里的梅，不是什么高士，也不是什么烈士，它只是“冬”这个时节里，与梧叶、暖日、红炉、毛毯共同构成的一份“清玩”，一种具体生活里的妥帖与慰藉。品格是淡的，物性却是浓的，浓在那满窗的日光与沁人的香气里。

我眼前的梅树，在风中轻轻晃动，那点可怜的花瓣，紧紧抱着枝干，像是在抵抗，又像是单纯地瑟缩着。我忽然觉得，它什么也不是，既非隐士，亦非志士，它只是一株树，在冬天开花的树。它的“品格”，若有的话，大概也只在这“开花的本能”之中——在最不容生命存续的季节里，完成自己生命的周期。这无关道德，亦无关风骨，只是一种沉默的、固执的“是其所是”。

庄子有言：“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心之虚空，方能生出纯白的光辉，而真正的吉庆，便栖止于这静止的虚空之中。我们观物，或许也该让自己的心，先成为一间“虚室”。少一些“品格”的先入之见，让梅只是梅，让它的虬枝、它的淡蕊、它在风中的轻颤，都以其本来的样子，映照在我们心里的白地上。那时我们看见的，或许比一切歌咏与象征，都更丰盈，也更接近真实。

那几树梅花，在渐浓的雪色里，反倒显出了些许清晰的轮廓。它依然无言。而我方才那些关于品格的思量，在这漫天皆白的寂静里，也显得迂阔而多余了。我只是站着，看雪慢慢将一切覆盖，包括我自己的脚印。（图文/王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