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一妇女临终吐露皇妃身份

1953年9月18日，北京宣武门外的乱葬岗子上，凄凄凉凉地立起了一块木板。

那时候天刚入秋，风吹在身上已经有了凉意。

几个穿着粗布棉袄的清洁队工人，一声不吭地把土填平。

没有花圈，没有哭丧的队伍，甚至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就是四块薄板钉在一起，稍微用力点都能听见木头"吱嘎"乱叫。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老婆的葬礼，寒酸得让人不愿意多看一眼。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堆不起眼的黄土底下，埋着的竟然是大清国皇册上金印红字册封的“淑妃”。

这事儿要是放在几十年前，哪怕是掉根头发都是惊动内务府的大事，结果现在，曾经的皇妃就这么静悄悄地变成了北京城的一捧土。

就在下葬的前一天晚上，那个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丈夫傅永祥，差点没被吓死。

他是清洁队的工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那只手枯瘦得像树枝，却死死地攥着他，费了好大劲才吐出一句话：“老傅，我对不起你…

其实我是宣统皇帝的皇妃。”

这话一出，傅永祥脑子直接就懵了。

这就好比你那个天天为了几分钱菜金都要算计半天、跟你一块喝棒子面粥的枕边人，突然说自己是天上的神仙下凡一样离谱。

但看着妻子那双不再有光彩的眼睛，傅永祥知道，这是实话。

这哪里是什么临终遗言，分明是一个女人憋了一辈子的委屈和解脱。

这简直太小看人了。

各位试想一下，那是1931年，天津卫乱得像锅粥。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住在张园，周围围着的一帮遗老遗少整天做着复辟的梦，日本人更是在旁边虎视眈眈，想把这群人弄去东北当傀儡。

她不是简单的离家出走，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越狱”。

前脚刚迈出大门，后脚就直奔国民饭店。

在那儿，三位民国顶尖的大律师早就等着了。

紧接着，一封律师函直接拍在了天津地方法院的桌子上。

理由写得特别直白：“事帝九年，未蒙一幸”。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跟了皇帝九年，连个两口子该有的事儿都没有。

事实证明，这女人的眼光毒辣得可怕。

咱们看看隔壁的婉容，那是正宫皇后，长得漂亮吧？

结果呢？

跟着去了伪满洲国，被日本人控制，后来吸大烟吸得人不人鬼不鬼，还跟侍卫私通，最后疯疯癫癫死在延吉的监狱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这场被称为“刀妃革命”的离婚案，在当时炸开了锅。

最后，她拿到了5.5万元的赡养费。

这钱听着不少，可实际上呢？

付了律师费，给了中间人好处费，再加上接济那帮早就破落的娘家亲戚，等到1932年她回到北平的时候，手里其实没剩几个子儿了。

那时候她穿着阴丹士林布的旗袍，站在讲台上声音清亮。

学生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字写得好、说话有条理的女老师。

可惜啊，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没过多久，好事的记者就把她的底细给扒了出来。

“皇妃教书”成了北平城的特大新闻，每天学校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跟看猴儿似的。

这之后，日子就像坐滑梯一样往下掉。

为了混口饭吃，她糊过纸盒，甚至去瓦工队当过苦力，给人递泥灰。

一个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皇妃，竟然干起了这种粗活。

特别是在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老百姓连混合面都吃不上。

这种硬骨头，装是装不出来的。

直到1947年，经人介绍，她在华北日报社当校对，这才认识了也是穷苦出身的傅永祥。

两人结婚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唯一的装饰品大概就是窗户上贴的大红喜字。

傅永祥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琴棋书画，但他知道疼人。

反倒是这个搬运工，给了她人生最后几年的安稳。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的风气那是焕然一新。

傅永祥进了清洁队，有了固定收入。

她在黑板上教大家写“新中国”三个字的时候，心里指不定怎么想呢。

那个曾经禁锢她、还要把中国拖入深渊的旧王朝，终于彻底成了历史书上的灰尘；而她，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终于可以在阳光底下大口喘气了。

一个是皇帝在局子里学怎么当人，一个是皇妃在胡同里硬是活出了人样。

1953年她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

傅永祥把她那几件少得可怜的遗物整理好，那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痕迹。

当时，她的前夫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接受改造，正在学习怎么系鞋带、怎么自己刷牙。

命运跟这两个人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却又无比公平。

如果当年她没有那纵身一跃的勇气，中国近代史上就少了一个敢对皇权说“不”的传奇，多了一个在伪满皇宫里凄惨死去的冤魂。

在那块早已找不到踪迹的坟头前，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瘦弱的身影，她剪掉了发髻，脱下了旗装，穿过民国的硝烟，虽然两手空空，却走得昂首挺胸。

参考资料：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王庆祥，《末代皇后与皇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