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在徐志摩去世后，生活穷困潦倒，陈毅：她是我的师母呀

1965年4月的一个大清早，上海静安的一家殡仪馆里冷得瘆人。

角落的架子上孤零零摆着个骨灰盒，编号七十三。

既没有家属来哭丧，也没人来办手续，工作人员左等右等，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再登记簿的备注栏里潦草写了两个字：“暂讫”。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这就是个无主孤魂。

谁能想到，这个被扔在架子上吃灰、连名字都没人愿意提起的亡者，竟然是三十年前轰动全中国的“北平社交名媛”，是那个让徐志摩把命都搭进去的女人——陆小曼。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比剧本还要狗血，它总是在你以为最体面的时候，反手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幕凄凉得让人心里发毛，跟她前半生那种把银元当石子撒的泼天富贵比起来，简直是两个世界。

但要说陆小曼这辈子到底是在哪儿翻的盘，或者是哪儿彻底栽了又爬起来的，咱们得把时钟往回拨个13年，回到1952年。

那时候的上海滩，早就不是十里洋场了。

9月份，上海美专旧址办了个画展，动静挺大。

展厅里挤满了穿列宁装、中山装的干部和学生，空气里都是一种新时代的肥皂味儿。

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在一群人的簇拥下看画。

走着走着，他突然在一幅仕女图前面停住了。

画画得不错，清奇得很，关键是落款那三个字太扎眼：陆小曼。

这一举动看着挺随意，其实直接改变了陆小曼的后半辈子。

几个小时后，市府办公楼灯火通明。

陈毅把那展册往桌上一摊，问秘书：“这个画家现在咋样？”

秘书赶紧去查，回来的报告挺惨：情况糟透了，肺病、哮喘缠身，一个人缩在衡山路的一栋破楼里，没工作没收入，靠卖那点剩下的字画混日子，背上还顶着“旧官僚太太”和“吸食鸦片”两口黑锅。

当时好多人都以为，陈毅这种雷厉风行的市长，肯定不会搭理这种“旧社会遗老”。

结果陈毅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来了句：“当年在中法大学听徐志摩讲课时，她便是师母。”

这话听着轻飘飘的，其实分量极重。

很多人只知道徐志摩是风流才子，整天写那些情情爱爱的诗，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23年，年轻那会的陈毅就跟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干过一仗。

那是真刀真枪的笔战，徐志摩写《谈革命》，批评陈毅太激进；陈毅马上回一篇《答徐志摩先生》，针尖对麦芒，一点面子不给。

但这正是那个年代最有意思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体面，哪怕信仰不同、吵得脸红脖子粗，转过身在校园里碰见了，照样脱帽致意，谁也不玩阴的。

快三十年过去了，徐志摩早在济南的大雾里撞得粉身碎骨，当年的热血青年陈毅成了封疆大吏。

面对昔日论敌的遗孀，陈毅就淡淡说了句：“青年气盛，没什么私怨。”

这下子，陆小曼的命运齿轮算是重新转起来了。

这点钱在当时确实不算巨款，但这不仅仅是一份工资，这其实是一张通向新社会的“身份证”。

当干部把盖着红印章的通知书送到她手里时，这位曾经在北平饭店挥金如土、一顿饭能吃掉普通人家一年口粮的“陆大小姐”，捏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她那时候完全忘了什么社交礼仪，嘴里就反反复复念叨一句话：“还是志摩的学生记得我，还是志摩的学生记得我…

眼眶红得吓人，眼泪却死死憋着没掉下来。

这可能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不是作为陆家的女儿，也不是作为徐志摩的老婆，而是作为一个劳动者，被这个社会重新接纳了。

从那以后，上海滩少了一个浓妆艳抹的交际花，多了一个素衣布鞋的女馆员。

她每天准时去馆里上班，整理清末的诗稿，没事的时候就画梅花。

那几年她画的梅花用色特别淡，有人夸她画得有神韵，她也只是苦笑一下：“不过寻常枝头罢了。”

这十年的平静生活，说白了，是陆小曼在给自己前半生的荒唐赎罪。

咱们回想一下1931年那个冬天，徐志摩为了供养她那种奢靡无度的生活，还得满足她的鸦片烟瘾，不得不像个推销员一样四处奔波赚稿费。

俩人吵了一架，徐志摩拎着包摔门就走，这一走就上了那架死亡航班“济南号”。

消息传来的时候，陆小曼的天在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塌了。

后来的二十年，她活得像具行尸走肉。

婆家直接断了供，她靠典当首饰和朋友接济苟活，抗战最难的时候，甚至靠邻居送的番薯干才没饿死。

1949年以后，她填表的时候特意写“自由画家”，想把“徐志摩未亡人”这个标签撕下来，可走在街上，照样有人指指点点：“看，就是那个害死诗人的女人。”

直到陈毅的那次“看见”，才真正给了她一个挺直腰杆做人的机会。

只有手里攥着自己挣来的钱，腰杆子才能稍微硬那么一下，哪怕这钱不多，但也足够买回那点可怜的尊严。

可是，老天爷似乎并不打算给她一个大团圆结局。

晚年的陆小曼，还得面对人性的凉薄，这事儿说起来挺让人唏嘘的。

跟她同居多年、在她最落魄的时候给过钱的翁端午，1959年爆出了个大丑闻——跟陆小曼收养的养女搞到了一起。

这事儿放在那个保守的年代，简直就是把脸皮撕下来扔在地上踩。

消息传开的那天晚上，陆小曼一个人坐在窗前，整整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起来，她看着镜子里满头的白发，嘴角居然泛起了一丝苦笑。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翁端午的名字。

不闹，不哭，也不骂。

这种沉默，像极了当年徐志摩死后的那个她——哀莫大于心死。

到了1965年春天，陆小曼病得很重，她自己也感觉大限将至。

她托人给医院外面带话，说这辈子就剩最后一个愿望了：死后想跟徐志摩合葬。

这个愿望被传到了杭州徐家。

徐志摩跟原配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对此给出了一个冰冷而干脆的答复：“不行。”

理由给得梆硬，一共三条：第一，陆小曼后来又跟别人同居多年，名节有亏；第二，徐志摩的死她难辞其咎；第三，徐家没有她的后代。

朋友把这封回信的内容，在病床前轻声念给她听。

陆小曼闭着眼，过了好久都没说话，最后只是轻轻吐出三个字：“知道了。”

几天后的4月3日凌晨，陆小曼在医院呼吸骤停。

她的床头柜上干干净净，只留着一本翻旧了的《人间词话》，半支秃了毛的画笔，还有几片没来得及兑水吞下去的药片。

直到1988年，她的堂侄陆思琪这些人才出面，把那个在架子上蒙了23年灰的骨灰盒领回去，安葬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

那块墓碑背面光秃秃的，没有徐志摩的名字，也没有哪怕一句温情的诗。

要是你有机会去档案馆翻翻旧档，说不定还能看到陆小曼晚年的工资簿。

在那泛黄的第一页上，有一行她亲手写下的备注：“自立始安”。

这短短四个字，像是一次迟到了半个世纪的醒悟。

参考资料：

王映霞，《陆小曼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