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五月初的午後,梅县城里空气潮热。广东省委礼宾处刚为返乡视察的叶剑英副主席安排好食宿,却有人在招待所门口蹲守两昼夜。谁也没想到,这位弯腰佝偻的老人会让这位共和国元帅动了真怒。
门卫登记簿上的名字写着“房九妹,79岁”。她不识字,只在本子角落画了个笨拙的圆圈。警卫员遵守休息规定,多次劝她离开无果,只得先搁在一旁。到第三天拂晓,她依旧坐在石阶上,袖口悄悄擦泪。
恰在此时,叶帅的小儿子叶选宁走出院门,见状心头一紧,上前询问。老太太抖抖索索地掏出一封发黄的烈士证,没说几句就哽咽。叶选宁迅速返回。几分钟后,大门内传来急促脚步声,一袭中山装的叶剑英快步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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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房,是你?”他一把握住老太太的双手,声音沙哑却坚定。老人泪水滚落,只说得出五个字:“叶师长,我来了。”场面瞬间让在场警卫低下了头。
中南海来的王守江主任赶到,欲维持秩序。叶剑英转身,眉宇间罕见地透出怒气:“她丈夫是烈士!这样的同志家属,你也拦?”言语如刀,王守江愣在当场,只能低声认错。
几位年轻人面露疑惑:一位普通乡妇,何以让元帅这般动情?要解开谜团,时间得回拨到半个多世纪前——1925年的珠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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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四月二十五日凌晨两点,驻香洲的粤军第二师突传枪声。军阀莫应联结旧部发动兵变,二十五名革命军官被当场处决,鲜血染红营房门槛。其中就包括新编团营长陈雨墉,年仅三十一岁。
悲讯传来时,叶剑英正在帐篷里修改作战计划。听见“陈雨墉殉难”,他拍案而起,扔下笔怒吼:“立即整队,誓擒乱贼!”那一晚的追击战血雨腥风,但终未能挽回陈雨墉的生命。战后掩埋遗体,叶剑英蹲在战壕,握着那具紧攥枪机的冰冷手臂,第一次在人前落泪。
更揪心的是家属。彼时,房九妹刚诞下长子,坐月子里被乡邻告知噩耗。那封由粤军司令部代笔的电报只有短短三行,却把她后半生的艰辛写在了纸缝之外——寡母、孤儿、烈士家属。
战争年代,补助寥寥。房九妹以纺棉、插秧、打零工维生,孩子稍大便扛锄上山。让她支撑下来的,是丈夫留下的那枚发黑的军功章,以及“叶师长会替他照看咱们”的一句嘱托。
新中国成立后,政策逐渐完善。可山高路远,信息闭塞,她依旧过着清苦生活。直到1980年当地干部宣布“叶副主席将回乡视察”,她背起包袱,徒步三十多里赶到县城,只为见昔日长官一面,报平安,也索一句安慰。
叶剑英听完她的讲述,将她扶到椅子上坐定,细问“孩子们呢?”得知儿子已参军、女儿也在县城任教时,他长长舒口气。夜里,他亲笔写下一封信,信中回忆了与陈雨墉并肩作战的岁月,末尾留下八个字:“故人不在,义气长存。”同时叮嘱秘书送去一笔抚恤金,“务必低调,不许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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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房九妹收到信和慰问金,泣不成声,只吩咐外孙女代她磕了三个头。临别前,她握着那封信,小声嘀咕:“我可以回去了,雨墉也放心了。”
这一幕很快在梅州老城传开。熟悉叶剑英的人都明白,他并非因流程受阻而简单动怒,而是在为战死多年的老部下讨一个应有的敬意。在他心里,荣誉不止属于军功章,更属于仍在尘世里艰难生活的烈士家属。
岁月流逝,当年的新编团号角早已远去,可那一声声“同志跟我上”仍在史册回响。也许,这正是房九妹蹒跚走来却无怨无悔的理由——因为有人记得,牺牲就不曾被辜负;因为有人敬畏,血与火铸就的名字才会永远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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