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深夜,鸭绿江边冷得像冰窖。
三十九军的大部队正闷不作声地往朝鲜那边开,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让警卫员们吓得头皮发麻的事儿。
军长吴信泉的那辆“1号”吉普车刚打着火,旁边突然蹿出个人影,拉开车门就把屁股挪了上去,直接占了那个象征最高指挥权的座位。
要知道,那是军长的专座。
吴信泉当时就愣了,借着那一丁点星光一看,好家伙,是自己的作战处长何凌登。
向来脾气火爆的吴军长当时就急了,大概意思就是你小子反了天了,连老子的车都要抢?
但这回何凌登是真“轴”,死抓着车门框不撒手,甚至还故意往里挤了挤,那架势摆明了就是:今天打死我也不下来。
这哪是抢座位啊,这分明就是一场拿命当赌注的“调包计”。
这事儿要搁平时,那是严重的以下犯上,但在那个节骨眼上,何凌登心里比谁都清初(楚)。
这哥们才33岁,是个老资历的“抗大”高才生。
就在大部队过江前一个月,他其实已经去过一趟朝鲜了。
那时候为了给几十万大军探路,上面搞了个五人先遣组,挂着“驻朝使馆武官”的牌子就进去了。
出发前周总理还亲自接见了他们,那个场面何凌登记了一辈子,但他记得更牢的,是朝鲜那天上飞的美国飞机。
在那二十多天里,何凌登算是开了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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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朝鲜公路就是活靶场,美军的飞机跟这会儿的无人机似的,看见活物就炸。
他太知道“制空权”这三个字意味着啥了,那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特别是夜间行军,指挥官的吉普车一旦露出一丝光亮,那就是招魂幡。
在那二十多天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几十万大军的人肉雷达。
带着满脑子的地形图和轰炸阴影,何凌登是十月十五号才回国的。
十月十九号赶回辽阳汇报,那时候离大军出发也就剩几个小时了。
他在军部对着吴信泉军长和徐斌州政委讲得满头大汗,把哪儿有坑、哪儿能藏人都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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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他才想起那个近在咫尺的家,还有那个苦命的媳妇吴为真。
说起吴为真,这女人的命是真的苦。
她的前夫是新四军的一位参谋长,抗战时候没了。
后来在老首长黄克诚的撮合下,才跟何凌登凑成了一家。
那天下午何凌登回家的时候,两口子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完,外面就在催了。
何凌登放下筷子就要走,临出门,吴为真追出来,硬塞给他一把口琴。
那是他唯一的爱好,谁也没想到,这把带着体温的口琴,最后成了那个家唯一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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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鸭绿江大桥头。
面对军长的怒火,何凌登给出的理由特别“凡尔赛”:我对路熟,我在前面带路。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前面那是雷区,是鬼门关。
政委徐斌州在旁边看出了门道,就把军长劝到了后面的2号车上。
吴信泉虽然心里别扭,觉得被部下“安排”了,但军情火急,车队不能堵在桥头上,只能黑着脸坐到了后面。
车队一进朝鲜,那就是往黑窟窿里钻。
下半夜两点,车队到了一个叫西风里的地方,路特别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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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车的司机为了看清前面的陡坡,下意识地闪了一下大灯。
就那一秒钟,甚至不到一秒。
天上盘旋的美军夜航机跟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瞬间就扑下来了。
那时候的美军飞行员技术是真硬,一梭子大口径机炮子弹,不多不少,正好把那个闪光点给覆盖了。
跟在后面的吴信泉眼睁睁看着1号车被打成了筛子。
等飞机一拉起,这位铁血军长发疯一样冲过去,扒开车门一看,何凌登浑身是血,已经没气了。
那个位置,本来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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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打烂的身体,本来应该是他吴信泉的。
这位在战场上没掉过泪的硬汉,那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有时候,活下来的人背负的痛,比死去的人更沉重。
何凌登就这么走了,成了志愿军入朝后牺牲的第一个高级参谋人员。
后来遗体运回辽阳,那把沾着血的口琴交回到吴为真手里的时候,这个刚送走丈夫没几天的女人,又一次接到了死讯。
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但在39军的老人记忆里,那个深夜抢车的背影一直都在。
何凌登不是不懂规矩,他是太懂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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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那辆车是死亡快车,所以他把军长推下去,自己坐了上来。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何凌登牺牲后的第三天,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
吴为真后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完了下半辈子,那把口琴,她擦了一遍又一遍。
参考资料: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吴信泉,《朝鲜战场1000天:三十九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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