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和万历都是几十年不上朝，为什么后人只骂万历却夸嘉靖？

1958年，昌平大峪山脚下，当考古队把定陵那沉重的棺椁盖子掀开时，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万历皇帝朱翊钧蜷缩在那儿，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大截，看着就疼。

这下好了，很多人开始感叹：原来皇帝不上朝是因为腿瘸，不是懒，这简直是身体残疾导致的工伤啊。

但历史这玩意儿，往往比尸骨更冰冷。

如果腿瘸就能摆烂，那差点被宫女勒死的嘉靖怎么算？

人家脖子上那一圈勒痕还没消呢，照样能在幕后把大明朝玩得团团转。

咱们得把话说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腿疾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权力的“居家办公”与“恶意旷工”的本质区别。

先把镜头推回到嘉靖年间。

很多人觉得嘉靖躲在永寿宫是为了炼丹修仙，其实这哥们是在搞一场高段位的“云管理”。

自从“壬寅宫变”差点挂了之后，嘉靖就想通了：天天坐在龙椅上听那帮文官唾沫横飞，不仅累，还容易被忽悠。

他选择退居二线，但这招太绝了，他手里死死攥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朱批”，一样是锦衣卫。

明朝的制度是内阁票拟（提建议），皇帝批红（做决定）。

嘉靖人是不在了，但每一份重要的奏折，必须第一时间送到永寿宫。

哪怕他正在炼丹炉旁烟熏火燎，只要看到涉及人事任免、军队调动的折子，他那双看似迷离的眼睛瞬间就会变得比鹰还锐利。

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被骂了几百年的严嵩。

在大家印象里，严嵩是遮蔽圣听的大奸臣，但在嘉靖看来，严嵩不过是他放置在前台的一个“防火墙”。

嘉靖心里门儿清：文官集团势力太大，必须有人出去拉仇恨。

于是他放任严嵩贪污、结党，让严嵩去跟那些清流硬碰硬。

等到严嵩这一派势力大到快失控，或者利用价值榨干了，嘉靖只需轻描淡写地下一道手谕，那个权倾朝野的严首辅瞬间就会跌落尘埃。

抄家严世蕃时，看着清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金银珠宝流进皇帝的私库，你就会明白，嘉靖从未真正放权，他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更阴狠的收割方式。

更绝的是，嘉靖在搞“帝王心术”的同时，还没忘了国家的主业。

他虽然沉迷修道，但他知道谁能干活。

东南沿海倭寇闹得凶，他也没含糊，戚继光、胡宗宪这些能打的将领，要钱给钱，要权给权。

他在位期间，明朝的赋税制度改革了，边境防线稳住了。

说白了，嘉靖是把皇帝当成了“董事长”，他不打卡上班，但他时刻盯着公司的财务报表和人事变动，确保大盘不崩。

再看万历皇帝朱翊钧，这才是真正的“职业倦怠”到了极点。

他和嘉靖不一样，嘉靖的权力是自己从“大礼议”中杀出来的，万历的权力是张居正死后他捡回来的。

早年被张居正压抑太久，后来又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跟文官集团彻底闹翻，万历产生了一种极度扭曲的报复心理。

万历的“不上朝”，是真正意义上的“断联”。

奏折送进去，就像泥牛入海，既不批红，也不发回，就那么堆着。

最可怕的不是他不处理急事，而是他切断了官员的“新陈代谢”。

我刚去翻了一下《明史》，那数据简直没眼看。

万历到了后期，内阁大学士只剩下一两个快入土的老头，六部尚书经常空缺，地方上的知府、县令缺员达到一半以上。

想象一下，一个国家一半的法院没有法官，一半的市政府没有市长，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好比一家大公司，老板不仅不来上班，连人事部经理辞职了他都不招新人，任由公司变成一个空壳。

万历甚至把“贪婪”摆到了台面上。

嘉靖捞钱还要借严嵩的手，万历直接派出宦官去当“矿监税使”。

这帮太监到了地方，简直就是一群蝗虫，名为收矿税，实为抢劫商铺、勒索百姓，搞得民变四起。

苏州的织工暴动、云南的民变，都是被逼出来的。

与此同时，辽东那边的努尔哈赤已经磨刀霍霍，前线的军饷却迟迟发不下去。

万历不是没钱，他的内帑（私房钱）堆积如山，但他就是不肯拿出来充盈国库。

直到萨尔浒之战明军精锐尽丧，大明王朝的一条腿其实已经被硬生生打断了。

万历不是在攒钱防乱世，他是在用儿孙的命给自己的私房钱买单。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对比这两位“奇葩”皇帝，就会发现后世评价的巨大差异并非双标。

嘉靖的“坏”，是封建帝王的自私与权谋，他把大臣当棋子，但他知道棋盘不能翻，翻了他就没得玩了。

他是在维护自家产业的前提下，极度利己。

而万历的“坏”，是一种毁灭性的冷漠。

他把大明江山当成了与文官集团赌气的筹码，甚至产生了一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颓废感。

历史是很公平的，它不看你有没有腿疾，也不看你上了几次朝，它只看结果。

嘉靖虽然把朝堂搞得乌烟瘴气，但留给儿子的还是一个海清河晏、国库尚可的江山，隆庆开关后的繁荣也有他的底子再。

而万历留给儿孙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烂摊子。

有人说，明朝实亡于万历。

这话一点不假。

嘉靖是在“做局”，万历是在“弃局”。

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不怕皇帝凶狠，就怕皇帝不在乎。

那个在定陵中蜷缩了三百年的残缺尸骨，或许不仅证明了他身体的痛苦，更隐喻了那个在他手中逐渐蜷缩、枯萎的大明王朝。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岳南，《风雪定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神宗实录》，中华书局，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