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给他看门、张献忠为他站岗！他才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首位大佬

历朝历代，凡首举义旗的那拨人，少有成功的。他们要么做了军阀地主的垫脚石，要么成了后起者的指路明灯。他们没有号召力，缺乏纲领，但是一颗血红的心，彰显了他们不屈的精神。西汉的绿林、赤眉成就了刘秀；东汉的张角黄巾成就了三国群雄；唐末的黄巢当了藩镇的铺路石。

王嘉胤，陕西榆林市府谷县皇甫川小宽坪人。他也也不例外。论起事先后顺序，他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大前辈。当他在榆林的府谷县摇旗呐喊，开始搞事情时，李自成仍然盘桓在那个小小的驿站里当个末等兵卒。而张献忠，也站在农民军的反面，是个吃皇粮的官军！

崇祯元年（1628年），因年荒乏食，王嘉胤和吴延贵等组织当地大批灾民揭竿而起，与官兵相抗。远在渭南地区的王二听说后，兴冲冲地找过来，两人合兵一处，有五六万人，成了首义的盟主。要论王嘉胤的身份，是明朝军队的逃兵，他怎么能搞出如此大的动静呢？

原因就在辽东。

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后任三边总督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非常明确：“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万历四十年，后金努尔哈赤在辽东萨尔浒之战彻底打垮明军主力，从此明廷开始全面的防守，再也无法对后金采取攻势。双方强弱对比发生质的变化，明军畏后金如虎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这一仗，惊吓住了明廷，也包括部分明军。大量从西北征调前往辽东战场的逃兵纷纷逃归故乡。在渡过黄河渡口时被官军抓住，砍了一批脑袋，剩下不敢走大路从潼关入陕西，全都绕道从山西走延绥，也就是北渡黄河走河套一线，再南下归陕。这也是为什么王嘉胤和吴延贵能够在府谷县组织大量灾民起义的原因。府谷在哪？榆林市的最北边，就顶在黄河最北端的渡口南侧。所以，王嘉胤在府谷县笼络到了大量逃兵，组建了自己的武装班底，再裹挟一些灾民，势力很快成型。

王嘉胤于崇祯元年冬天与同乡吴廷贵一起，率领一群饥民闯进豪强富户家里抢粮吃大户。本来仅仅是个饥民骚动行为，但是他们没吃饱。趁着黄河封冻，饥民们又渡过黄河打到山西河曲县。河曲县令张天德拼死抵抗，起义军初临战阵，伤亡100多人，吴廷贵牺牲。如果张天德不是以抵抗来进行回应，调动粮食进行相应的安抚灾民工作，估计王嘉胤他们的首义也会在吃饱饭后冰消瓦解掉。可是没有，明朝官吏碰见灾民的第一反应，不是赈灾，而是打，围堵，肉体消灭！乡绅与农民的矛盾是天生的，毫无通融的可能性。

崇祯三年（1630）王嘉胤率义军攻破府谷县小城，开仓放粮，6月又攻破皇甫川堡，并进军山西河曲县城，和保德州城。保德守将王国梁死守城池，王嘉胤未能攻下，即率军南下转战千里到黄龙山中。从此义军以黄龙山森林为掩护突袭延安、庆阳两府，搞得三边总督杨鹤四顾不暇。

杨鹤自到任陕西三边总督以来，看到流民遍地都是，争先恐后加入义军，感觉光剿灭是兵力不够的。此时，皇太极兵临北京，崇祯又从各地调勤王，杨鹤根本手头就没兵。于是，他向崇祯请求：以剿为辅，以抚为主，争取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除了东路的义军王嘉胤、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马守应等渡过黄河跑到山西继续把事情搞大以外，西路的义军，比如神一魁、满天星等，基本都接受招安了。崇祯三年末的陕西一时间平静了许多，起义的烽火淡了下去。

但是，这个招安是暂时的。

杨鹤提得建议出发点还是不错得，认为人民也是帝国的本源，不能都杀掉，只要让他们吃饱饭，起义就能平息。甚至为了让招安更具有“神化”性质，拉着那些愿意接受招安的义军领袖一起去关帝庙起誓，还在城头上架设龙亭，大家一起跪拜，山呼万岁，搞得跟拜把子兄弟一样。经过这一番表演，连崇祯都被他说动了，给了一道谕旨：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于是，抠搜的崇祯从内帑中拿了十万两银子，派御史吴牲专人送到陕西，发放给灾民和义军，好让他们都各自散去回家。

天子赏下来的十万两银子产生什么效果呢？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给崇祯算了一笔帐：十万两银子，一人发一两，只能救活十万人，现在一斗米在陕西卖七钱，这十万人也就仅仅只能活五十日，不够哇！崇祯急了：藩王呢？藩王们也捐献了五万两银子和两万石粮食啊！李继贞只能苦笑：加上这点也不过只能救活二十万人而已，全陕西参加叛乱的饥民都快百万了，这点有毛线用啊？因此，明朝的大臣们一边在死命催崇祯拿出内帑，不要怜惜金钱，而崇祯呢？跟他爷爷万历皇帝一样，是一个“非常吝啬，好货成癖”的帝王，怎么可能继续出钱干这种“赔本”买卖？

于是，崇祯改变了方向，不再招抚，决定清剿，派出了他的头号鹰犬洪承畴！而洪承畴作为时任延绥巡抚，在剿灭农民军方面确实颇有心得。他不仅打败了首义的王二，导致王二最后被陕西商洛兵备道刘应遇所杀。而且洪承畴杀掉了王左挂，打垮了张献忠、李自成，大批的义军领袖都倒在洪承畴的屠刀下。

此时高迎祥、张献忠等接受王嘉胤的领导，他们回师神木，又东渡黄河到山西，忽又转到府谷。这年11月，王嘉胤又突然逼视河曲城。山西总兵王国梁竟然开动西洋大炮轰击义军船只，义军跳进黄河，游上对岸，与官兵展开肉搏。河曲市民王可贵从城里杀出引王嘉胤入城。王嘉胤以河曲为根据地，向黄河两岸出击，并建立政权，自号横天一字王，并封王自用为左丞相兼军师。

崇祯4年（1631）4月，延绥东路总兵尤世禄、副总兵曹文昭，山西总兵魏云申三路官兵向河曲进剿，王嘉胤避实就虚，撤出河曲。6月间突然打到晋东南之泽州（今晋城）潞州（今长治市）之间，活跃在阳城南山一带。曹文昭率军追杀，战不利。曹的一个部下张立位主动向他献计，隐约其辞说他和王嘉胤是内亲。曹即把张悄悄叫进帐来，让张诈降作为内应，杀害王嘉胤。原来王在攻下皇甫川时，曾娶张立位的姐姐为妻，张立位接受任务后，诈降于王嘉胤军前，买通王的同族兄弟王国忠，王国忠和王嘉胤是同族、同村，王嘉胤起义军到了府谷县黄河东岸山西省河曲县时，他投奔到王嘉胤义军队伍。两人密谋一起将王嘉胤杀害。王牺牲后，义军共推绥德王自用为领袖，号“紫金梁”继续与明王朝战斗。

很有意思的是，两个叛徒也收获了不同的结局。叛徒一号张立位杀死王嘉胤后，被崇祯帝封为左卫协副将。按理说这种阴险小人应该不得善终。但是在山西杀虎口阻止清军入塞的过程，英勇杀敌，不幸牺牲，成了一个民族英雄。死后被追赠为龙虎将军。

而叛徒二号王国忠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他杀死王嘉胤后，也被封为蒲州协副将。但是于作战方面，却是个草包，在屡次与农民军的交锋中败北。既然军事上无用，明廷也没闲钱养着他，就把他免职查办了。这伙计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也未能像张立位一样混成民族英雄，只好溜到绥德寓居，不敢回原籍府谷。两地相距200公里左右，他以为能躲过报复。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战败孙传庭后，攻占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他命令侄儿李过回老家米脂建立行宫，作为据点。李过在进攻米脂时，顺带也于十一月上旬率兵攻破了绥德‌。大顺军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王国忠，就地正法，为他十五年前的叛变行为买了单。

毕竟，不是谁都能有面子挂账挂一辈子，出来混，终究是要还得！现在的府谷县还有王嘉胤的纪念馆，以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