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的生存游戏：妥协还是抵抗？

好，了解了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咱们接下来看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当这些思想遇到现实政治，保守派该怎么办？
思想家们给保守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但理论归理论，真到了要做决策的时候，保守派政治家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有一位生活在19世纪初的保守派贵族，祖上世世代代都在议会里有席位，有属于自己的家族庄园。突然有一天，一群自由派跑来跟他说：“以后得投票选举了，而且不光是你们贵族能投，有钱的商人、工厂主也能投。”他会怎么反应？
大多数保守派的第一反应是：这不行！凭什么那些暴发户也能跟我们平起平坐？
但问题是，时代变了。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财富阶层，他们有钱、有文化，也有政治诉求。你不让他们参与，他们就会闹事。如果把人逼急了，他们可能不只是要投票权，而是要推翻整个制度。
所以，保守派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选择：要么硬扛到底，坚持旧制度，拒绝任何妥协；要么战略性撤退，在保住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一些让步。
不同国家的保守派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法国的保守派一开始选择了硬扛，结果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最终也没能成功。英国的保守派，则选择了妥协。而这个妥协之路，是被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家推动的。
举个例子，英国现代保守党的第一位领袖，曾出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
1829年，皮尔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要不要给天主教徒平等的公民权？在当时的英国，天主教徒是二等公民，不能担任公职，不能进议会。但问题出在爱尔兰——爱尔兰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如果不给他们平等权利，爱尔兰可能会爆发大规模动乱。
皮尔本人是个虔诚的新教徒，但他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的结论是：与其让爱尔兰发生内乱，不如给天主教徒一些权利。于是，他支持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保守派内部炸锅了，很多人骂皮尔是叛徒。
但皮尔有自己的逻辑：妥协不是背叛，而是为了保住更重要的东西。1834年，他起草了著名的《塔姆沃思宣言》，提出了保守党的新策略：“在可能的时候抵制不必要的变革，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妥协。”你看，这就是保守派的生存智慧：不是什么都不变，而是控制变化的节奏和方向。
1846年，皮尔又干了一件“背叛”自己党派的事：废除《谷物法》。这个法律保护地主利益，对进口粮食征收高额关税，让国内粮价保持高位。但这对城市居民来说是灾难，生活成本太高了。皮尔最后选择废除这个法律，保守党再次分裂。
皮尔的两次“背叛”，其实揭示了保守派面临的一个根本困境：你是忠于传统的支持者，还是适应时代的变化？
除了皮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案例——迪斯雷利。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是犹太裔，在一个基督教主导的社会里本身就处于劣势，但他硬是凭借才华和手腕，成为保守党领袖，还当上了首相。
迪斯雷利最初反对扩大投票权，后来却推动《第二次改革法案》的通过，大幅扩大了投票权，让乡村的小农、佃户、手艺人和市镇劳工也能投票，使得选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迪斯雷利这么干，确实和保守派的老传统不一样，等于向对手妥协了。但他们这一派却认为，这种让步是“黑暗中的一跃”，也是“不可避免的一跃”。他们相信，就算是做出了这种让步，保守派在新的游戏里照样能玩得转。

迪斯雷利有一个绝招：他谈论“帝国的荣耀”“女王的尊严”“英国的传统”，通过诉诸信仰和情感的方式来为现有的制度辩护。他把保守党塑造成“爱国者的政党”，而不只是“地主的政党”。1872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宫发表演说，提出保守党的三大使命：捍卫英国的传统制度、维护大英帝国、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你看，这个策略很聪明：既保留了保守主义的传统话语，又加入了对普通人的承诺。
到了后来，投票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新的问题来了：有了选票的穷人，会不会要求分富人的钱？
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社会主义者说应该重新分配财富，自由派说应该有一些改革。保守派怎么办？这是个难题，因为保守派的核心支持者就是有产阶级。如果支持重新分配财富，不就是背叛了自己的选民吗？但如果完全反对任何改革，工人阶级就会投给社会主义者。
保守派的解决方案是：接受温和的改革，但坚决反对激进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不触动私有财产制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可以给你面包，但别想动我的面包房。
如果说投票权和财富分配的妥协还算顺利，那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保守派最难接受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都开始要求自己选择怎么生活，不需要教会、贵族或者传统习俗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
对保守派来说，这简直是噩梦。伯克说过，社会需要“传统的智慧”。保守派一直相信，社会需要某种道德权威来维持秩序。但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步步瓦解了这种权威。教会的权威在下降，贵族的权威在下降，传统的权威在下降。每一项变化，都让保守派感到不安。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基本上是节节败退。为什么？因为当人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他们自然会要求在生活方式上也获得自由。
到了20世纪初，英国保守派已经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他们接受了民主选举，学会了争取大众支持；接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但守住了私有财产制度；在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虽然不情愿，但也逐渐适应了变化。这个策略很成功——保守党成为20世纪英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但妥协也是有代价的。当保守派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当他们也开始谈民主、谈改革、谈进步，他们跟自由派还有什么区别？保守派自己也开始困惑：我们到底代表什么？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保守派都愿意妥协。总有一些人觉得，主流保守派“背叛”了传统，变成了“自由派的走狗”。这些不满的人，就成了激进保守派的种子。
当保守派在投票权和财富分配上都做出妥协后，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坚守的阵地。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保守派感到最无力，也最焦虑。这种焦虑，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发酵。当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时，很多保守派选民开始怀念“过去的好时光”。他们觉得，温和保守派妥协得太多了，是时候来一次“真正的保守主义”了。
这就是特朗普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