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著名法史学家杨鹤皋先生仙逝

杨鹤皋先生（1927-2026）

2026年1月1日中午，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尚未散尽，中国法学界却迎来了最沉重的哀音。著名法史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卓越奠基人与开拓者杨鹤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99岁。先生的溘然长逝，如巨星陨落，如泰山倾颓，是中国法学界、特别是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巨大损失，亦是所有后辈学人心中难以弥补的缺憾与伤痛。

九十九载春秋，杨鹤皋先生以其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跨度，亲历了中国社会的百年沧桑巨变；七十载杏坛耕耘，他以其毕生的心血与智慧，铸就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丰碑。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科的创建者、精神的引领者。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杨鹤皋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深入探究其卓著的学术成就与不朽的精神遗产，以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思与最崇高的敬意。

1927年8月，杨鹤皋先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激荡、英雄辈出的城市。他的少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社会动荡之际，家国破碎的阴影笼罩着每一寸土地。家境的贫寒让他过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有资料沉痛记载，他曾在印刷厂当过学徒，以稚嫩的肩膀分担家庭的重担。然而，困苦的生活未能磨灭他求知的渴望，反而淬炼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凭借着聪颖与勤奋，他获得了公费学习的机会，得以在书海中继续追寻光明。1947年，他考入当时享有盛誉的长沙明德中学高中部，在这里，他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国学与文史基础。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万象更新。胸怀报国之志的杨鹤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律人。在燕园的时光，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不久之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与清华大学的政治系、燕京大学的法律系和政治系等合并，成立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杨鹤皋先生随之并入这所新中国政法教育的最高学府，并于1953年成为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毕业之际，因其品学兼优，他被学校选中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长达七十余载、与中国政法大学血脉相连的教研生涯。从一名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到执掌教鞭的青年教师，杨鹤皋先生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矢志不渝。

正当杨鹤皋先生准备在学术领域大展拳脚、一展宏图之时，时代的风暴不期而至。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正直敢言、坚持真理的杨鹤皋先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与教学研究工作。他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这在当时是一种惩罚性的安排，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结。然而，对于一位真正的学者而言，书斋本身就是最广阔的天地，书籍就是最忠诚的伴侣。这段长达二十年的"学术流放"岁月，非但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意外地成就了他更为深厚的学术根基。在图书馆的寂静岁月里，杨鹤皋先生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得以沉潜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他以惊人的毅力，系统地通读了"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源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钻研。这段孤独而充实的时光，让他对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有了更为精深和独到的理解，为其日后构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宏大理论框架，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思想储备。正是这段"坐冷板凳"的经历，让他完成了从一名普通法学教师到一位学贯古今的国学大家的蜕变。他以司马迁发愤著《史记》的精神自勉，将个人的不幸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展现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风骨。当同辈人纷纷在风浪中折戟沉沙时，杨先生在书斋中默默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春雷再动的时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杨鹤皋先生也得以平反，重新回到了他阔别二十载的教学岗位。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两鬓染霜，但胸中积蓄的学术热情却如火山般喷薄而出，势不可挡。他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重启，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自身的法律传统与思想遗产，具有无比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杨鹤皋先生以非凡的远见和魄力，投身于"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创建工作。他与张国华教授、李光灿教授等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筚路蓝缕，从零开始，共同推动了"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1979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建工作，并长期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为全国法律史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学位点，并亲自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史"等核心课程，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该领域的专业研究人才。这一创举，不仅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建制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石，也为该学科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储备了宝贵的人才力量。从重返讲台到鲐背之年，杨鹤皋先生始终笔耕不辍，退而不休。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事业，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为他赢得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元老"之崇高赞誉。

杨鹤皋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法律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诞生、成长与繁荣紧密相连。他不仅是该学科的命名者和倡导者之一，更是其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和教材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他的学术贡献，如同一座巍峨的丰碑，深刻地影响了数代法史学人，照亮了后学的治学之路。在杨鹤皋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之前，"中国法律思想史"并未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二级学科而存在，其内容或零散地依附于中国法制史，或被淹没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之中。杨先生等人明确提出，必须将"思想"从"制度"中独立出来，深入挖掘中国几千年来围绕法律问题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学派争鸣及其发展规律，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法律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基因至关重要。他的开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上，他与同仁们一道，确立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基本理论框架，使其从法制史中脱胎而出，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成熟学科。在人才培养的建制化方面，他主持创办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被誉为中国该学科发展的"黄埔军校"。通过规范化的研究生培养，他系统地训练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学术骨干，薪火相传。在学术平台的搭建上，作为中国法律史学会的创始成员和长期领导者，他积极组织学术会议，推动学术交流，极大地提升了法律思想史在整个法学界的影响力，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

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二十余种、数百万字的学术作品，这些著作是其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最宝贵的财富。其代表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无数法科学子入门该领域的必读经典，泽被后学，功莫大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扛鼎之作《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杨鹤皋先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著作。该书自20世纪80年代初司法部统编教材的编写起，历经多次修订再版，如1982年法律出版社版、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2011年湘潭大学出版社版以及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精编本等，跨越近四十年，常销不衰，堪称奇迹。此书的巨大成功在于：体系的开创性——它首次系统、全面地勾勒出从先秦到近现代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完整脉络，构建了学科的基本知识体系和分析框架；内容的权威性——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司法部统编教材以及后来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该书以其内容的精炼、观点的权威，影响了数代法律人的知识结构；思想的深刻性——书中不仅梳理了历代思想家的法律观点，更着力于揭示不同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在法律问题上的交锋与融合，总结其内在规律与特征，发人深省。

如果说《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为学科"搭梁建柱"的奠基之作，那么晚年出版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上下册）则是杨先生集毕生研究之大成的巅峰之作。这部于2011年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洋洋洒洒160余万言，展现了其雄厚的学术功力与宏大的学术气魄。其特点在于：内容的宏富——时间跨度从传说时代的周公一直延伸至近代，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思想流派和思想论争，史料之详实、论述之细密，堪称该领域的百科全书；视野的广阔——该书不仅局限于法律思想本身，更将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展现了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复杂互动；精神的写照——这部巨著是杨先生晚年"十年磨一剑"的成果，体现了他生命不息、治学不止的崇高精神，该书曾荣获"图书奖提名奖"，足见其分量。

杨鹤皋先生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法律思想研究尤为精深。出版于1990年的《先秦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他长期研究该领域的结晶，对儒、墨、道、法各家的法律思想渊源、核心主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是该领域绕不开的经典。而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春秋战国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一书，更是将法律思想与更宏大的传统文化背景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该书系统梳理了百家争鸣时期各派思想与礼制文化、宗法文化、阴阳五行文化等的深刻关联，因其卓越的学术价值，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实至名归。此外，杨先生还著有《商鞅的法律思想》、《宋元明清法律思想研究》、《中国预防犯罪史》等专著，并主编了《中国古代法理思想论集》等重要文集。这些丰富的著述，共同构成了杨鹤皋先生宏大而精深的学术世界，如满天繁星，照亮了学界的天空。

杨鹤皋先生的学术研究，不仅以成果丰硕著称，更以其独特的思想方法和严谨的治学路径为人称道，为后学树立了典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学者，杨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注重考察法律思想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同时又能避免教条主义，对历史上的思想遗产进行具体分析和辩证评价，体现了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的统一。他恪守"论从史出"的实证精神：杨先生的治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着力于古籍文献"。他的所有论断都建立在对原始文献的精细解读和严密考证之上。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他凭借一己之力，皓首穷经，从卷帙浩繁的古籍中梳理出思想的脉络，其严谨的考据功夫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典范。他常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这种实证精神是他学术生命的根基。他强调思想史与制度史、文化史的结合：他始终认为，法律思想并非空中楼阁，必须将其放回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因此，他非常注重将法律思想的研究与法制史、政治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从而揭示出中国法律思想的深层文化底蕴和民族特性，展现了中国法学研究的本土化自觉。他追求总结规律、观照现实的治学旨归：杨先生研究历史，最终目的在于"总结其规律和特征"，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镜鉴与思想的资源。他一生致力于挖掘中华法系的优秀传统，希望从中汲取智慧，服务于当下的法治实践，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家情怀与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杨鹤皋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三尺讲台，其"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品格，感召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桃李满天下，芬芳溢四方。作为中国法律思想史硕士点的开创者和长期导师，杨鹤皋先生亲自培养了大批该领域的专门人才，可谓桃李满门。他对学生的教导，以"从严治学"而著称。他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底，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古代典籍；他训练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规范的学术写作。他对学术论文的要求极为严格，从选题、史料到论证、注释，都亲自一丝不苟地指导，不容半点马虎。然而，严厉的学术要求背后，是他对学生慈父般的关爱与呵护。他关心学生的生活，鼓励他们在学术道路上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许多受过他教诲的学生回忆，杨先生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言传身教，将一种"安心学问、甘于寂寞"的治学精神传递给他们。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的弟子们能够在学术道路上行稳致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外法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真正实现了"开枝散叶"。他也被许多未曾亲炙其教诲的后学晚辈尊称为"编外导师"，其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影响深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杨鹤皋先生的一生，是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一生。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如古人所言："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勤奋坚韧，笔耕不辍：从青年到老年，杨先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即使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阅读和写作，不肯停歇。他那部160万字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正是在他八十高龄前后完成的，这种超乎常人的毅力与对学术的热爱，令人肃然起敬，感佩不已。他谦逊低调，甘于寂寞：尽管在学术上取得了等身的成就和崇高的地位，杨先生在生活中却始终保持着谦和与低调。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追逐虚名，而是将自己的人生坐标定位于书斋和讲台。他常说，做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要肯下苦功夫，这既是他的治学信条，也是他的人生写照。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种品格尤为珍贵。他家庭支持，伉俪情深：杨先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离不开家庭的温暖支持。据记载，他的妻子方慧女士，早年在《教师报》任编辑，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周到地打理好一切家事，让杨先生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尽情遨游。这份相濡以沫的深情，也是支撑杨先生走过风雨、攀登学术高峰的重要力量，成就了一段学界佳话。

杨鹤皋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将永载史册，持续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提供滋养，如黄钟大吕，回响不绝。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和同仁们一道，成功地将"中国法律思想史"建设成为一门成熟、独立的法学学科。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平台、完备的知识体系和经典的分析范式。可以说，今天所有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站在杨先生等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沐浴着他们的学术光辉。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更是一位成功的学科"建筑师"。他参与创建的中国法律史学会，至今仍是中国法律史学者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持续推动着学科的繁荣发展，功勋卓著。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重新审视和发掘本民族的法律传统与思想智慧，显得尤为重要。杨鹤皋先生穷其一生所做的研究，正是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自信。他的著作系统地揭示了中华法系"德主刑辅"、"礼法合一"、"出礼入刑"等核心特征背后的思想渊源和理论逻辑。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在法治建设中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意义。先生的学问，穿越时空，照进现实。

一颗璀璨的学术巨星陨落了，一位仁厚的长者远去了。杨鹤皋先生近百年的生命历程，映照了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他七十余载的学术生涯，奠定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基业。他以学者的良知与担当，走过了人生的风雨；他以智者的深邃与勤奋，铸就了学术的不朽。

今天，我们沉痛悼念杨鹤皋先生，不仅是缅怀他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为了传承他那"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淡泊名利的人格风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思想和精神将化为永恒的灯塔，继续照亮后辈学人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方向。

杨鹤皋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