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传佛像捐国博，近20年下落不明！七旬老人手持证书苦寻国宝

一纸捐赠证书在手，19.5公斤重的明代鎏金佛像却在国家博物馆的档案中“查无此物”，一位老人的执着追问暴露了文物捐赠体系的信任危机。

河北省一位名叫崔凤祥的老人，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举着自己的身份证和一本捐赠证书出现在网络上，手持证据追问一尊家传佛像的下落。这尊高78厘米、重19.5公斤的明代万历年间地藏佛像，于2006年被他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然而近20年来，他从未在博物馆见到这件本该属于国家的文物，国博的系统里甚至没有这件文物的任何记录。

捐赠与信任

2006年，崔凤祥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家族传承的明代万历年间地藏佛像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这尊佛像高78厘米，重达19.5公斤，蓝底上嵌着金花，头手的鎏金历经数百年依然熠熠生辉。在佛教艺术品中，这样保存完好、工艺精湛的明代鎏金佛像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侯松园带领五六名工作人员亲自上门接收了这件珍贵文物。他们当场进行了检查核对，随后郑重向崔凤祥颁发了捐赠证书。

证书上详细记载了佛像的名称、尺寸、重量和年代信息。崔凤祥婉拒了国博提议举办的捐赠仪式，也没要任何经济奖励，只是单纯地希望这件家传之宝能在国家级殿堂得到妥善保护。

对他而言，将文物交给国家博物馆是最安心的选择。手持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捐赠证书，他相信佛像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查无此物的打击

三年后的2009年，崔凤祥怀着对家传之宝的牵挂，特意前往国家博物馆，想亲眼看看佛像是否得到良好保存。

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博物馆的馆藏系统中根本没有这尊佛像的记录。

时任相关部门主任的陈永德查询后告知他这一结果，并建议他联系当年的接收人侯松园核实情况。这个回答让崔凤祥如遭雷击，他没想到当初满怀信任的捐赠，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从那时起，崔凤祥踏上了漫长而无果的寻物之路。近20年间，他往返国博17次，提交了无数份书面申请，拨打了数十通咨询电话。

“我一分钱赔偿都不要，就想知道佛像还在不在？哪怕给张照片、说个存放的地方也行。”这是老人简单而执着的诉求。

然而，每次得到的回应都是“正在整理”或“请耐心等待”，他甚至从未收到过一份正式的书面答复。

文物消失的阴影

崔凤祥的遭遇并非孤例，文物捐赠后“消失”的事件时有发生。此前，南京博物院就曾曝出类似风波。

庞家后人于1959年捐赠给南博的137件古画，在60多年后的清点中发现有5件不翼而飞。

馆方最初声称“是伪作被调出”，然而其中一幅仇英的《江南春》后来竟出现在拍卖行，估价高达8800万元。这一事件至今仍在调查中，令人对博物馆的文物管理产生疑问。

文物捐赠管理的制度漏洞值得深思。根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博物馆接收捐赠必须建立藏品档案，并应在30个工作日内告知捐赠人处理结果。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博物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鉴定权和处置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任何第三方监督。

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以“历史原因”或“管理疏漏”为由一笔带过。

信任危机的代价

文物捐赠对于文博事业至关重要，而民间捐赠者的信任是这一切的基础。

当崔凤祥这样的普通人将家传之宝无偿捐出时，他们图的是对国家的信任和为文化传承出份力的心愿。

盖着鲜红公章的捐赠证书不应沦为废纸一张。如果连国家级博物馆都无法守住文物捐赠的底线，无法保障捐赠人的基本知情权，未来谁还敢将珍贵文物交给国家保管？

崔凤祥近20年的追索，不仅仅是为了找回一尊家传佛像，更是为了讨一个说法，维护一个普通公民对国家级文化机构的信任。

文物不会说话，但每一道纹路都刻着历史，每一次捐赠都承载着信任。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级的文化殿堂，理应成为文物保护的典范，而非公众质疑的对象。

崔凤祥手中的捐赠证书已被岁月染黄，但国博的公章依然清晰可见。他至今仍保留着2006年那天的交接清单，上面有五六位工作人员的签名。

每当提及那尊“消失”的佛像，老人的眼中总闪过一丝难以名状的情绪——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困惑与失落。

与此同时，国家博物馆仍保持沉默，既不承认曾接收这尊佛像，也不否认，更无法提供任何入库或存放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