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浩淳丨人民群众并非全然被动

此次阅读的书目虽然是经验研究类的书，但是这几本书综合起来让我联想到一首歌《国家》中的一句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书中叙述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权、社会、家庭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交织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显著特征，本文尝试从国家、政权、小农经济、家庭伦理等四个方面讨论来形成具体的关联的思路。

一、国家的建立

《毛泽东选集》写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后带领无产阶级力量、农民等人民不断革命，将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葬入坟墓。先后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主席客观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确判断中国政治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得出结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当时的无产阶级、农民在帝国主义，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等强大力量面前就是弱者，在《弱者的武器》中农民在被叙述时往往赋予两种角色——大规模革命的反抗者以及默默付出的被压榨的人们。斯科特却关切到了日常的反抗，并认为这种反抗更能表现农民的个体理性，且这种反抗具有强大的力量。因为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任何公开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容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而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等日常隐蔽的反抗不仅可以避免直接对抗权威，还是一种成本极小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的方式。弱者的武器其威力或许是边缘性的，火力虽然微弱，但仍有力量。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聚合在一起也能形成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弱者举起他们的武器为自己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这也印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

二、政权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列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杜赞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即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所谓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指的是国家的行政效率提高速度低于税收汲取的提高速度，也是国家政权从基层汲取的税收中基层收税人员贪污的收入占比超过政府收到的收入。杜赞奇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并没有通过提高行政效率来促进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而是通过增加政府机关、官吏的数量来进一步汲取基层社会的财富，如此一来，一方面，工资开支成为各个政府机关的主要支出，甚至一些技术性机关改良技术的支出远远低于支付员工工资的支出，另一方面，贪污之风横行，地方被过度压榨，基层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这一切带来的恶果最终将体现于政权危机。

在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压力下，农民并非只是被动承受者。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为我们理解底层政治提供了另一个关键视角：日常形式的反抗。他关注的是“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之日常形式”的问题。

斯科特强调，这类反抗是“日常的、平凡的、持续的，而不是戏剧性的、公开的、有组织的”，它们避免了公开对抗的风险，却同样能对剥削体制进行持续的侵蚀和限制。这种“弱者的武器”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极强的相关性。斯科特指出，这类反抗之所以普遍，是因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危险了”，而且“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这种日常反抗的广泛存在，也容易产生杜赞奇提到的政权危机，从反面说明了正式制度在渗透和改造日常生活时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细微的消解。它也解释了为何一些看似不合理或压迫性的制度能够长期存在——因为它们在实际运作中，已经被下层民众通过各种“弱者的武器”进行了事实上的修正和规避，形成了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弹性空间。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而农民正是通过无数日常的、微小的“品尝”与调整，来应对强加于他们的制度之“梨”。‍

三、小农经济的发展

黄宗智指出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型商品化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继续，农村经济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即使经历了结构性的改造，它仍然沿着家庭化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发展。商品化对长江三角洲村社的影响，与对小农家庭的影响如出一辙，它带来的不是质变性的发展，而是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作者认为，分析帝国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状况，应从城市发展与农村过密化矛盾同时进行的角度来思考。巨大而复杂的城市使都市的上层文化得到高水平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建筑在农村过密化的贫困之上的。之后，过密化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

集体化组织不会也不能像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那样“解雇”剩余劳动力，这个问题又因国家政权僵硬限制农业外就业而加剧。但由于过密化使单位土地面积产量极大化，从而使国家能征收的数量极大化，因此，国家政权是得利于过密化的。现代投入的引进没有改变这一状况，生产率的提高为来自劳动力极端扩张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所抵消。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从产权与合约选择的微观经济学角度，为理解小农经济中的土地租佃关系提供了互补视角。他挑战了传统认为分成租佃制无效率的观点，证明在私有产权和竞争条件下，不同的租佃合约（定额租、分成租、雇工）在资源配置效率上是等价的。地主可以通过调整分成比例或非土地投入来达成其收益最大化，佃农的投入决策也会相应调整。他的研究突出了传统乡村的经济关系并非简单的剥削与被剥削，而是一套在特定约束条件（信息成本、风险、监督费用）下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合约安排。

在中国，经济与国家不可分离。经济是被管理的，它更像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不是国家面对的一股自主力量。郑永年教授用“制内市场”来指称这样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市场和市场机制的很大一部分，牢牢地嵌入并被限制在国家的制度机制之内。中国的市场体制，由三个概念上的层次组成，顶层是国有部门和市场，中层是市场—国家的互动，底层是地区性和地方性的草根市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被认定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初始市场化，是政治与经济逻辑融合的经典案例：地下市场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与改革年代的高层政治相结合。这种自上而下的联系成为中国市场改革的惯用手法。‍

四、家庭伦理的表现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个性殊强，其根本精神在于“伦理本位”。他深刻论述道：“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这种伦理关系始于家庭，但不止于家庭，“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他进一步阐释：“伦理之于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其重点在于“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作者还认为，儒家提供的周孔教化，“它没有宗教的一切迷信与神秘，却有其社会教化之实在内容。它只是伦理，不是宗教”。

因此，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不依赖于外在的神权或强制性的法律，而依赖于内化于人际关系的道德自觉与礼俗规范，“中国遂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这导致了中国社会“缺乏集团生活”的特征，作者也对比了中西方社会，指出：“西洋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庭生活偏胜……西洋人从来是集团生活，中国人从来是散漫和平。”这种散漫，并非一盘散沙，而是在伦理关系网络中的各安其位。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虽未直接使用“伦理本位”一词，但其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对这一伦理关系网络在权力运作中具体形态的精妙刻画。他指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个网络的核心是“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这与梁漱溟所说的“伦理关系”与“礼俗”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实体化与运作场域有共同之处。

黄宗智对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则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揭示了“伦理本位”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小农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其生产决策不仅追求利润最大化，更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与生存需要。这种家庭内部的“共财”与分工协作，是“伦理之于经济”的微观基础。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强调，“商品化进程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家庭生产单位”，因为家庭能够更灵活地配置劳动力（尤其是妇女与老人的辅助劳力），以应对市场压力和生存压力，形成“过密型增长”。这种以家庭为堡垒、依托内部伦理纽带抵御外部风险的模式，正是伦理本位社会在经济活动中的顽强体现。‍

五、结语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冲击和内部危机促使中国启动“政权建设”，试图摧毁旧的权力网络，建立新的政权。然而，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以及社会结构的惯性，这陷入了杜赞奇所指出的“内卷化”困境：国家机构扩张，但效益低下，加剧了乡村社会的解体。然而，人民群众并非全然被动。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理论为我们理解农民在巨大压力下的生存策略与微观政治提供了钥匙，是一种在结构约束下的理性选择，持续地、静默地塑造着制度的实际运行面貌。

毛泽东主席带领四万万的人民群众搞革命，对落后的旧社会结构及权力网络进行彻底重构。通过阶级斗争理论打破旧的伦理网络，通过土地改革摧毁封建经济，通过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彻底下沉来取代旧的政治体制，从而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动员、提取资源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国家政权。这一过程充满了断裂与创造，十分伟大！‍

阅读书目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郑永年 《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张五常 《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与台湾的土地改革》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行业

研习社

•本期作者：江浩淳，华南理工大学乡村振兴学研究生

•本期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