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苏轼睡不着可以理解，张怀民为什么也睡不着呢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一个有职无权、受地方官监视的“犯官”。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黄州区，这里紧邻长江天堑，在当时属于下等州，远离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汴梁，地僻民贫。作为贬官的苏轼，在黄州以“犯官”身份被监管，无薪俸、无住所、无人敢轻易接近，起初生活极为困顿，曾给好友李端叔和学生秦观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困境：“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闭门却扫，收招魂魄……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其精神的压抑和生活的窘迫。

为了摆脱困境，苏轼在城东的荒坡上申请了五十亩地，亲自开荒、播种、筑屋。这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心情逐渐好了起来。他从高高在上的士大夫“苏轼”，变成了脚踩泥泞的农夫“东坡居士”。劳动治愈了精神的虚无，给予他最踏实的掌控感和生命力。社交圈子也不局限于官员同僚，而是酒监潘丙、药师郭遘、农民古耕道、僧人继连、道士杨世昌以及同为贬官的张怀民等。这些不带政治色彩的各色朋友，给予他最质朴的接纳和温暖。他与他们喝酒、漫游、说笑，在人间烟火中疗愈了政治带来的伤害，心情从最初的“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孤寂，逐渐走向“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十月十二日夜，在黄州居住了四年的苏轼看见那晚“月色入户”，不免欣喜，于是“欣然起行”，可是没有人和自己共同赏月，只好去找同样被贬寄居在承天寺的张怀民，于是便有了这篇流传千古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篇不到一百字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那晚澄澈透明美妙月色，透露出苏轼在贬谪中虽感慨幽微、而又随缘自适、自我排遣的特殊心境，抒发了自己的自解、自矜、自嘲，对自然生活的向往与欣赏。

我们都知道，那晚苏轼睡不着，是因为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身处人生低谷，心中难免有苦闷、彷徨和不平。而张怀民为什么也睡不着，知道苏轼要来找他赏月呢？

张怀民本名张偓佺，字怀民或梦得。古人朋友间通常称字，因此苏轼在这篇文章中称他为“张怀民”。多说一句，“偓佺”（wò quán）这个名字现在看起来很怪异，但它在宋朝很流行，太宗时期有个大儒叫崔偓佺，仁宗时期有个武官叫李偓佺，徽宗时还有个乐官叫许偓佺，就好像当年流行的“建国”“卫国”、如今流行的“芷萱”“紫萱”等一样。当时人们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宋朝道教盛行，而道教传说里有一个神仙就叫偓佺，生活在尧舜时期，据说寿命高达三千岁。

史书上对张怀民的记载非常少，只知道他原本在江宁府（今南京市）做签书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苏轼曾写过一首《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说张怀民是“卫霍元勋后，韦平外族贤”，意思是张怀民出身名门，人品清高。苏辙也曾在《黄州快哉亭记》中评价其“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意思是张怀民不把被贬官而作为优愁，利用征收钱谷的公事之余，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身心，这是他心中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由此可见，张怀民还是个品行不错的官员。那么，他因何被贬黄州呢？

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事儿。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王安石因变法一再被旧派阻挠，一气之下，辞官归隐，到江宁府去养老，将部分住所改成寺院。据说时任江宁签判张张怀民为了讨好王安石，私自动用公款，拆掉一座桥，修了一座庙，还不跟上司商量，几次三番去拜访王安石，“妄用公使钱修造……拆镇淮桥，修精义堂，及不造监司商量公事，而数至王安石之门。”这让旧派人物非常愤懑，于是便污蔑王安石谋反，吓得王安石赶紧写奏章向宋神宗解释冤屈。神宗皇帝信任王安石，不予追究，而张怀民这种小官的前程就保不住了。宋神宗下旨，让江东提刑王安上查办此案。王安上是王安石的弟弟，查出张怀民确实动用公款拆桥建庙，确实违反了朝廷制度，于是将其罢职流放，贬谪到了黄州。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张怀民贪淫好色，曾经强娶民女为妾。但在这种说法史学界根本不采信。因为这记录在南宋时期的一本野史《元祐补录》中。这本书是王安石的政敌王萃的儿子王铚编撰而成，凡是追随过王安石的官员统统被栽赃陷害，连《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也没能幸免。王铚说沈括是小人，妒忌苏轼才华，用文字狱陷害苏轼，后来的史学家发现王铚所说的时间根本对不上。因此可以断定，张怀民好色被贬是杜撰的。

张怀民是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被贬黄州，苏轼是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的，由于俩人都在城南居住，遂成为好友。

苏轼刚到黄州时不事生产，又是在道观修炼，又是去江边游玩，渐渐囊中羞涩。到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不得不请黄州官员马梦得帮忙，在黄州城东申请到一块废弃营地，开荒种田，自号“东坡”。也就在苏轼与张怀民同游承天寺那年，张怀民在黄州江边也建造了座亭子，苏轼为庆贺亭子建成，给他写了首《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一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流传千古，所以这座亭子就被命名为“快哉亭”。苏辙也写了篇《黄州快哉亭记》，“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详细描述了在亭中所看到的长江壮丽的景色。于是，这座小亭子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这座亭子之所以不朽，远不止于风景。它成为了苏轼、苏辙和张怀民身处逆境的精神世界寄托。苏辙曾言“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意思是快与不快，不在于外界风景，而在于内心是否“坦然”。他特别称赞亭主张怀民“不以谪为患”，能够“自放山水之间”，这正是“快哉”精神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那晚，张怀民“睡不着”，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和苏轼一样，源于一个被贬谪士大夫共同的内心波澜，对命运的思考，对前途的迷茫，对朝政的失望。深夜无眠，是他们这种贬官真实的处境。

当然了，如果仅仅把那晚的识失眠看作是两个被贬官员之间的携手同游或者惺惺相惜，在一起发些牢骚，那就有些肤浅了，关键在于，他们是知己。前文说过，苏轼在黄州交了不少朋友，而那晚，苏轼没有去找他们，只找了张怀民，是因为他笃定张怀民一定能理解此刻的心境，不会觉得他深夜到访是打扰，反而会“欣然”相迎。果不其然，一个“怀民亦未寝”足以说明俩人心灵相通。这里的“亦”字非常绝妙。它不仅是“也还没睡”的状态描述，更是一种“我懂你”的默契。张怀民此刻或许也在对着月色排遣类似的情绪，所以苏轼的到来，也慰藉了孤独中的他。

文章最后一句“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也很有意思。苏轼把他们二人定义为“闲人”，这个“闲”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而是被政治边缘化后，被迫疏离于主流之外，却因此获得了另一种审美和哲学观照生活的状态。张怀民正是这样一个能与苏轼共享此“闲”的人。他的“睡不着”，可能少了几分苏轼的文学澎湃，但多了一份沉稳静观。他能立刻领会苏轼夜游的雅兴，并共同沉浸于“庭下如积水空明”的意境中。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同样丰富、敏感且超脱。

另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张怀民的“亦未寝”是苏轼精心刻画的一笔。它让苏轼的孤独感有了回声，让夜游从一个人的独白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强化了“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一核心慨叹。一个人的失眠是苦闷，两个知己在月光下的共眠，就升华成了一种具有美学价值和哲学意味的生命状态。张怀民的存在，让苏轼的感慨超越了个人，成为了一个时代中所有怀才不遇、却精神相通的“闲人”群体的写照。

那夜，张怀民之所以“亦未寝”，我感觉，他的内心其实是另一个“苏轼”--同样被贬，同样清高，同样内心丰富且豁达。他的“未寝”是现实处境、个人修养以及与苏轼心灵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同样睡不着、同样能欣赏月色的张怀民，苏轼那晚的孤独才没有滑向寂寥，反而转化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最著名、最治愈的“深夜邀约”，成就了那幅永恒清澈的“月下竹柏图”。他们的不眠，是时代的创伤，却也是文学与友谊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