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北京西长安街已是深秋,中央某次讨论私营经济的会议里,一份关于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厂”的材料被递到桌面,几位负责人交换眼神,空气里都是拿捏不准的谨慎。有人低声提醒:“他雇了一百多人,动静不小。”邓小平挥了下手,“先放一放,让这‘傻子’再跑一会儿。”一句轻描淡写,把讨论按下暂停键。
要追溯这句“让傻子跑一会儿”,得回到1937年夏天。那年淮河暴涨,怀远县田地尽毁,九岁的年广久被父母带着一路讨饭到了芜湖。破草屋、湿褥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为了糊口,父亲挑起水果担子,顾客尝过再买,还要多抓一把表示歉意。周围人见他亏本卖,便起哄叫“傻子”,父亲却笑呵呵:“利轻勤重,做买卖得先让人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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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派潜移默化。十几岁时,年广久站在摊边模仿父亲的吆喝声,嗓子沙了也不肯停。1950年前后,父亲渐老,水果摊交给了他。生意平平,他瞄过卖鱼、烤栗子,都不出彩。直到六十年代初,旁摊一个姓熊的老头支口铁锅,瓜子味儿飘三条街,年广久嗅到机会,义无反顾拜师学艺。
熊守仁的手法讲究:原料要大粒、火候要分三段、出锅要趁热撒盐。两人边炒边聊,夜里炉火映得墙上一片红。一次突击检查,熊老头撒腿就跑,心脏病发倒在巷口。年广久守着那口铁锅发了半晌呆,随后挑起重担:师傅的诀要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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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到1976这十年,傻子瓜子靠口碑在皖南各县晃来晃去,白天走街卖,晚上彻夜炒。十年凑到一百万元,消息在码头和茶馆里越传越玄乎,“芜湖有个瓜子贩子发家了”的故事成了坊间谈资。朋友提醒他:再大就是靶子。他却自信:“只要瓜子香,客人就会来。”
1978年春,改革开放的风刚起,年广久第一个把家庭作坊挂牌成“芜湖傻子瓜子厂”。厂房是租来的旧纱厂,炉灶贴满报纸防油烟,招工启事贴在菜场门口,很快招到二十多人。有人暗算过帐:最高峰日产一万斤,现金哗啦啦数到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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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伴随风险。1982年春节前,傻子瓜子闯进上海,店门口排起长龙。货不够,他急调10万斤“迎春瓜子”换包装顶上。结果味道不对,被顾客识破,市工商局一查,不仅掺货,还少报税四万三千元。报纸大标题——“傻子瓜子信誉危机”,一夜之间,生意急刹车。
也正是这回合,引出了开头那场中央会议。有人主张按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有人说改革正缺样板。邓小平的判断简单直接:“这股活力,我们观察两年,别吓跑了。”底下人心里跟明镜似的——傻子瓜子暂且安全。
风头过去后,年广久低了调子,却难避新的麻烦。1991年,他因流氓罪入狱三年(缓刑三年),实际关了两年。出狱时,公司被亲兄弟三分,各自为政,财务一塌糊涂。2000年,63岁的他宣布退休,把股份卖给两个儿子,本想乐享晚年,怎料兄弟失和,互告侵权,企业元气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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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冬,大儿子意外煤气中毒去世,商标权回到老父亲手里。年广久没有再谈什么规模,只在赭山路租间门面,挂一块不起眼的“傻子瓜子”木牌,白瓷盆里装着热乎瓜子。“尝尝,香不香?”他仍旧那句话,偶尔还会多抓一把递给顾客。岁月一圈圈转过,店里炉火摇曳,他的背影却显得格外安稳。
若问那句“让傻子跑一会儿”究竟意味着什么,回头看,他确实跑出了一个时代的曲折缩影:大水逃荒、街头学艺、改革冒尖、政策波动、法律风波、家庭纷争……一口铁锅翻滚半生,香味犹在,往事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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