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蒋委员长,第26路军……全不见了!”
1931年12月15日一大早,南京的一通急电让蒋介石把手里的茶杯摔了个粉碎。整整一万七千多人,两万件武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
更离谱的是,带头的人临走前还干了件“缺德”事,给几个死活不肯走的军官发了路费,礼送出境。
这事儿办得,简直是在蒋介石心窝子上捅了一刀还撒了把盐。
没人能想到,这支被蒋介石视作“后娘养的”杂牌军,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夜,给他送上这么一份“大礼”。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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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第26路军,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
这支部队原本是冯玉祥西北军的老底子,个顶个的都是北方汉子,以前在中原大地上那也是响当当的铁血部队。可自从被蒋介石收编后,这待遇就跟坐过山车似的,直接跌到了谷底。
蒋介石用人有个毛病,讲究个“嫡系”和“浙江人”,除此之外那都是外人。第26路军对于蒋介石来说,就是典型的“炮灰”。
1931年,蒋介石大手一挥,把这群习惯了吃面条、睡土炕的北方旱鸭子,赶到了江西宁都。
这地方那是南方湿润山区,蚊虫多,湿气重。对于这帮北方大汉来说,简直就是遭罪。
没过多久,部队里就开始流行疟疾、痢疾。一个连队里,能站岗的没几个,全是躺在床上哼哼的病号。
这时候要是上面给点药、发点饷,人心也能稳住。可蒋介石那边呢?不仅军饷拖欠,连双草鞋都不给发齐全。士兵们烂脚丫子的、拉肚子拉得脱形的,比比皆是。
最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就在他们旁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吃香的喝辣的,装备那是崭新的,军饷那是足额的。这一对比,26路军上上下下那个心里憋屈啊,简直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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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军营里流传着一句话,说咱们就是蒋某人的看门狗,还得是自带干粮的那种。
这仗还怎么打?士兵们不想打,军官们也不想打。大家伙儿每天想的不是怎么剿灭红军,而是怎么保住这条小命,怎么能回老家看一眼老婆孩子。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部队里暗流涌动。
这26路军的参谋长叫赵博生。这人可不简单,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更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特别党员。
赵博生这官当得也不容易。一方面要应付南京那边的催命符,一方面还要看着手底下这帮兄弟受罪。
日子要是就这么混下去,可能也就那样了。可偏偏蒋介石是个疑心病重的主儿。
1931年11月底,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摆了一份黑名单。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漏了风声,蒋介石觉得这26路军里“赤化”分子太多了,不放心。
于是,一封绝密电报从南京飞到了南昌行营,又准备转到宁都。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字数越少事越大:严厉清查26路军中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必要时可先斩后奏,把带头的几个给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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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叫“借刀杀人”。蒋介石是想把这支杂牌军里的硬骨头都剔出来,剩下的软柿子就好捏了。
可老蒋千算万算,没算到这电报先落到了赵博生手里。
赵博生拿到电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一旦这电报落实下去,自己脑袋搬家是小事,这26路军里几千个倾向革命的兄弟,甚至整个部队,都要面临一场血腥的大清洗。
这已经不是选边站的问题了,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赵博生没耽搁,立马找到了另外两个大佬: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
这两位也是憋了一肚子火的主。董振堂是个直脾气,一看电报,那个火气压都压不住,他说老子在前线卖命,他在后面磨刀,这算什么事。
季振同虽然稍微沉稳点,但脸色也难看得吓人,他觉得既然蒋介石不仁,就别怪咱们不义,这国民党的饭碗,早就端够了。
三人一合计,得嘞,反了吧。
但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可是一个军的建制,一万七千多人,稍微走漏点风声,或者下面那个团长营长不配合,那就是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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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部队里还有不少蒋介石安插的眼线,还有一些死忠于国民党的军官。
怎么才能把这一大摊子人,平平安安地带到红军那边去?
赵博生想了个招,这招绝了,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鸿门宴”。
03
时间定在1931年12月14日晚上。
这一天,宁都的天气阴沉沉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给全军团以上军官发了请帖。理由很正当:大家辛苦这么久了,聚一起吃个饭,联络联络感情。
这理由谁能拒绝?那时候当兵的,肚子里也没多少油水,听说参谋长请客,那还不得给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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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军官们陆陆续续都来了。指挥部的大厅里摆了好几桌,酒菜那叫一个丰盛。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划拳猜枚,气氛一开始还挺热烈。
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这三位主角,脸上带着笑,挨桌敬酒。
大家喝得正高兴呢,突然,赵博生把手里的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
“啪”的一声,脆响。
原本喧闹的大厅,瞬间安静了下来。大家伙儿都愣住了,心想参谋长这是喝多了?
紧接着,更让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发生了。
大厅的门,“哐当”一声被人从外面关上了,还上了锁。
窗户外面,影影绰绰全是人影。那是董振堂最信任的手枪队,黑洞洞的枪口早就对准了这里。
这下,傻子都看出来不对劲了。这哪是吃饭啊,这是要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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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生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早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和悲愤。
他清了清嗓子,把那封截获的密电拿了出来,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念了一遍。
念完之后,他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拍,对着众人说,兄弟们给蒋介石卖命,图个什么?图他让咱们来送死?图他克扣咱们军饷?现在好了,他还要咱们的脑袋。
这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心里是五味杂陈。
董振堂这时候也站了起来,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他告诉大家,今天这话既然挑明了,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国民党咱们是不干了,咱们要去投红军,愿意跟我们走的,咱们还是好兄弟,不愿意的,咱们也不勉强。
这话说得硬气,但也透着杀气。
在场的军官里,大部分人其实早就对国民党失望透顶了。你想啊,谁愿意在这一天只吃两顿稀饭,还得防着背后有人捅刀子?
有人带头喊了一嗓子,说干了,反正横竖是个死。
紧接着,附和声一片,大家都说参谋长去哪咱们就去哪,早就看南京那边不顺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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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大厅里群情激昂,大部分人都站起来表示支持。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人坐在那里,脸色煞白,一动不动。
人群里,有8个人显得特别扎眼。
这8个人,有的是旅长,有的是团长。他们平时跟南京那边关系比较紧密,或者是脑子里那根筋还没转过弯来,觉得投奔红军是不行的。
气氛一下子就僵住了。
按照一般的剧本,这时候肯定是一声令下,拖出去解决了。毕竟这是起义啊,这是掉脑袋的大事,留着这几个人,那就是留着定时炸弹。
在场的不少军官手都按在枪套上了,就等赵博生或者董振堂一句话。
那几个反对的军官也是吓得直哆嗦,估计心里已经在想怎么交代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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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可谁能想到,赵博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他走到这几个人面前,看了看他们,叹了口气。
赵博生摆了摆手,让人拿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袋子。
他告诉这几个人,人各有志,他不强求。
袋子打开,里面全是白花花的大洋。
赵博生指着袋子说,这里是300块大洋,给你们做路费。出了这个门,咱们就各走各的路。但是有一条,别在背后打黑枪,也别给蒋介石通风报信,否则,咱们战场上见。
全场鸦雀无声。
那8个军官都傻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不仅没死,还能拿钱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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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在那个年代,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大米。这300块,足够他们回老家买几亩地,做个小生意,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了。
这操作,简直是神来之笔。
你想啊,要是当场杀了这几个人,虽然解气,但难免会让其他摇摆不定的军官心寒,觉得起义军太残暴。
现在把人放了,还给钱。这说明什么?说明起义军仁义啊。说明咱们不是土匪,咱们是讲道理的队伍。
这一手,直接把剩下那些军官的心给收得死死的。
那8个军官拿着钱,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出了门,回头看了看那个依然灯火通明的指挥部,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但这事儿还没完。
解决了军官的问题,还得看下面的士兵。
12月14日深夜,紧急集合号吹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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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7千多名士兵,在寒风中集合。大家伙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睡眼惺忪的。
赵博生站在高台上,把那面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一把扯了下来。
“撕啦”一声,旗帜被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
他对着台下的士兵喊话,说兄弟们,从今天起,咱们是红军了,咱们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了。
这一刻,欢呼声响彻了宁都的夜空。
士兵们纷纷扯下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章,狠狠地踩在脚下。那种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
没有流血,没有自相残杀。就这样,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整编军,成建制地、完整地转变成了红军。
这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样,蒋介石是彻底破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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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军的问题。
要知道,这第26路军携带的武器装备,那可是红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2万多件武器啊,其中包括大量的重机枪、迫击炮,还有无线电台。
这下好了,红军的装备水平直接上了一个台阶。
更要命的是,这次起义给其他国民党杂牌军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大家一看,原来投奔红军待遇这么好?也不用受气了,也不用被歧视了。
这对于蒋介石的统治来说,简直就是釜底抽薪。
这支起义部队后来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随后的苏区保卫战中,这支部队那是出了名的能打,成了红军的主力铁军。
特别是那个董振堂,后来那是真的猛,带着红五军团所向披靡。
而那个赵博生,更是被赞誉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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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看那8个拿着300大洋走人的军官。
他们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连夜逃离了宁都。那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既保住了命,还发了一笔小财,不用跟着这群“疯子”去干掉脑袋的买卖。
他们可能一边跑一边还在心里嘲笑赵博生他们傻,放着好好的国军军官不当,非要去当那个苦哈哈的红军。
可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这一走,错过的不仅仅是一场起义,而是一个即将改写中国命运的大时代。
那300块大洋,听起来不少,可花完了也就没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没有信仰,没有组织,这几个人注定只能是历史的尘埃。
而留下的那一万七千多兄弟,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战火,虽然很多人最后都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但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了纪念碑上,被后人一代代传颂。
董振堂后来在西路军的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没有退缩,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他用生命证明了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坚定。
还有季振同,虽然经历坎坷,但他在宁都起义中的那一拍桌子,那一咬牙,就足以让他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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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也是历史的公平。
它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考卷,那8个军官选择了交白卷拿钱走人,而赵博生、董振堂他们选择了用鲜血和生命去书写答案。
那时候的蒋介石,坐在南京的办公室里,看着地图上宁都那个位置,估计心里那个悔啊,肠子都要青了。
他算计了一辈子,算计派系,算计利益,唯独算漏了人心。
他以为用金钱、用官位、用威胁就能控制住这支部队,可他忘了,这支部队里的兵,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也想过好日子,也想有尊严地活着。
当国民党给不了他们尊严,甚至想要他们的命的时候,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
那300块大洋,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蒋介石的脸上,也扇在了那个腐朽制度的脸上。
它告诉世人,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有些选择,是不能用利益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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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起义,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它让红军的力量得到了一次巨大的补充,也让红军的旗帜在赣南大地上飘扬得更加鲜艳。
而那8个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和他们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大洋,终究成了这场历史大剧中最讽刺的注脚。
那时候的月亮,照着离开的人,也照着留下的人。
路,是自己选的,脚泡,也是自己磨的。
结局
那八个军官拿着钱走的时候,步子迈得飞快,生怕赵博生反悔。
他们揣着那三百大洋,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躲过了一场劫难。
谁能知道呢,这一转身,就是天壤之别。几十年后,当红五军团的战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不知道这几位要是还活着,看着手里的那几块旧大洋,会不会狠狠地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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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呐,眼光要是短了,给他座金山,他也守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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