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遗憾！

内容提要：

2025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挥之不去的遗憾：一是消费低迷，实体店铺大量关门，零售增长大幅放缓，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和社会保障不足，政策刺激未能对症；二是价格通缩，利率下行、房价下跌、GDP缩减系数持续三年下降，实际债务负担加重；三是贸易摩擦加剧，低价出口引发多国反倾销调查，贸易对抗频发，官方在国际贸易中引入“斗争”基调，增添了不确定性。

昨天，三郎在《2025：难以留存意外，挥之不去遗憾——三个意外！》中，与大家梳理了2025年出口、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的三个意外。但2025年我们经历的，远不止这些意外。

翻阅过去52周的日历，我们还经历了一些挥之不去的遗憾。这些遗憾折磨着我们的生活与信心，一些人包括三郎自己，因为未能把握讨论这些遗憾的边界，或失去了账户，或文章被下架。但你愿意或是不愿意，我们都无法回避它们。可能只有当我们勇于直面这些遗憾的时候，这些遗憾才有可能逃之夭夭，为我们迎来可以真正温暖我们的意外惊喜。

现在，让我们捋一捋，这些在2025年出现在我们生活中遗憾吧！

一、挥之不去的消费低迷。

我们小区隔壁的台球厅好几个月没开门了，大门旁的转让启事也挂了快半年。周末下午回家看到他带人看门面。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肖老板说，“疫情后生意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去年开始收入覆盖不了场租和工资，几个帮工辞了，上半年收入连付租金都不够，现在生意太难了”。

读者们也应该看到，疫情后，街边关门的店铺越来越多，我小区附近这条街，三分之二的店铺关门至少半年以上。

近期经济数据也显示，商业活动增长显著放缓。2025年11月零售销售较去年同期仅增长1.3%，低于1-10月份4.3%的增长。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5.1%，比1-9月的跌幅9.6%大幅扩大。

不少人认为是电商抢了实体店的生意。实际上电商在疫情三年获得快速发展后，便一年不如一年。从2023年开始，线上零售额的同比增幅便一直比线下还要低。2025年11月，线下零售额同比增长2.3%，但线上零售额同比下跌了3.5%。

专家学者、官员和网民，绝大多数都承认消费低迷。但对于消费低迷的成因，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过低是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按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设计经济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通过压低国民收入中个人所得的比例，以留下更多的资金供政府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产业政策的支出。这种长期失衡的分配模式导致了生产持续快于购买力的增长，导致了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即家庭的收入过低导致了消费低迷。

比如2024年，中国134.9万亿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只有58.29万亿元，人均41314元，占GDP的43.2%，政府和企业所得占56.8%。但美国的29.29万亿美元GDP中，分配给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达到21.63万亿美元，人均63589美元，占GDP的73.8%，政府和企业所得仅占26.2%，不到中国政府和企业所得占比的一半。

另一些人认为，消费低迷的原因是消费意愿不足，并非没有钱。

他们的依据是2025年11月中国327万亿元存款中，家庭存款占其中一半，高达163.3万亿元。同比增长9.6%，但1-11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仅4%，只有存款增幅的4成。

按14亿人计算，人均存款高达11.6万元，是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13万元的2.8倍。而美国家庭只有15.208万亿美元存款，人均4.47万美元，仅为其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36万美元的70.3%。

曾经担任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的任泽平，2023年底就公开建议，将存款利率降到零，将居民存款逼出银行刺激消费。

其实，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分析问题太片面。

中国居民喜欢存款，消费率过低，存款率较高，本质上是在 “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分配格局下，居民所得占比较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所导致的刚性预防性储蓄，本质上属于分配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在武汉一个20岁刚工作的人需要存够100万才能结婚、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各占25%），每年需要存2.5万。如果其年收入10万，他的储蓄率需要达到25%。年收入20万，其储蓄率就可以下降到12.5%。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提高到完全覆盖育儿、预防生病和养老的水平，其储蓄率也就可以下降四分之三至6.25%。

所以，居民储蓄率过高，本质上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所致。

遗憾的是，我们的家庭购买力如此之低，我们本应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政府和企业所得，提高家庭收入。但我们却一直未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来增加收入，通过增加购买力来推动消费。反而希望通过降低存款利率、消费补贴、贴息贷款来刺激消费，政策错位、药不对症令人遗憾。

二、挥之不去的价格通缩。

不管你承不承认，疫后三年来，我们处于一个价格通缩的大周期中。首先是核心的政策利率中枢和存款利率中枢不断下调。

从2022年12月至2025年11月，我们的核心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从2%下调至1.4%，下调了0.6个百分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LPR，从3.65%下调至3%，下调了0.65个百分点；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

为了给贷款利率下行拓展空间，商业银行也不断下调了存款利率。活期存款利率从三年前的0.25%-0.3%下调至0.1%以下。5年期定存利率，从2.8%-3.2%下调至1.3%-1.6%。

房价在各级政府对房地产市场不断的救市和刺激中持续下行。

2025年前11个月，商品房销售面积78702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75130亿元，分别比2022年同期下降35.1%、36.7%。如果与2021年同期对比，则分别下降了50.2%和53.5%。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编制的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2025年11月的房价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6.5%。

生产者和消费者价格长期处于通缩或类通缩通道中。

由于持续的超前投资导致了我们的产能遥遥领先于我们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导致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持续通缩。疫后三年来，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围绕零上下波动，长期处于1%以下。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一直在下跌，下跌时间超过了3年。

以GDP价格缩减系数衡量的通缩已持续三年。

GDP价格缩减系数，跟踪了中国所有经济活动的价格变化，是一个衡量通胀或通缩最全面的指标。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可比价GDP同比增长4.8%，现价GDP 35.45万亿，同比增长3.7%，这意味着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1.05%。

2024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48%；2023年第三季度， GDP价格缩减系数同比下降了0.86%。

2023-2025年三季度GDP可比价增幅累计达到15.1%，但现价GDP仅累计增长12.4%，GDP价格缩减系数累计下降了2.35%。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虽然三年来我们流通中的货币M2增长了27.3%，总债务（社会融资总额）增长了28.2%，但我们的总财富，比三年前缩水了2.35%。

第二，由于债务是自然增长的，因为不管利率高低，都有利息成本。但资产是缩水的，因为计价下滑。这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债务本金增长28.2%，但实际债务本金至少增长了31.3%。

第三，政策利率没有跑赢通缩。三年来，虽然5年期LPR从4.3%下调至3.5%，下调了0.8个百分点。但由于价格通缩了2.35%，所以我们的实际利率，实际上增加了1.55个百分点。

所以，不管你持有的是净资产还是净债务，在通缩周期中，你都会遗憾。

三、挥之不去的贸易摩擦。

虽然2025年我们的出口超预期增长，1-11月商品出口34147亿美元，同比增长5.4%。但亮眼的数据也无法掩饰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愈发困难的国际贸易环境。

12月22日，中国商务部表示，我国将对从欧盟进口的乳制品征收最高42.7%的临时关税，从23日开始生效。这些关税是近年来我国对欧盟食品征收的最高关税之一。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此举是我国作为以牙还牙措施的一部分启动的。因为此前欧盟委员会启动了针对我国制造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导致与欧盟的贸易紧张关系爆发。

9月25日晚商务部宣布，针对墨西哥拟提高中国汽车等产品进口关税的做法，即日起对墨西哥涉华限制措施启动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并警告将视情况采取必要反制。

当天商务部发布的公告称，墨西哥计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自贸伙伴产品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这一措施将严重损害中企在墨西哥的贸易和投资利益。

2025年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领域的你来我往、刀光剑影，频繁上演，从互加关税到互相实施禁售等非关税措施，再到互相制裁对方企业，贸易战打打停停，企业措手不及。

不仅仅在中欧之间、中墨之间，在与美国激烈的贸易战对抗中，全球其他国家针对我们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也突然增多。WTO的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各国启动的针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及反补贴税调查共计79起。截至2023年上半年这类调查仅20多起，下半年也只有30多起。而到2024年下半年已骤增至125起。进入2025年仍保持高位。

主要的诱因是我们在内需日益低迷、国内产能却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不得不通过低价竞争优势加速对外出口以化解供求矛盾。而2025年关税战开始后，我们对美出口大幅下降，为了弥补美国市场的损失，不得不通过第二波低价竞争优势在其他市场发力增加出口。

数据显示，疫情结束后，全球的商品出口价格上涨了6%，其中发达经济体出口价格上涨了11.4%，不含中国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价上涨了8.9%，但我们的出口价格逆势下跌了10.6%。

我们用出口奖励、出口退税、结构性汇率下降叠加出口价格下跌来扩大我们的出口，减少我们的进口。但随着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这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我们低价过剩产能的冲击，也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失衡，于是纷纷趁机对我们出手。

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出口，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我们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引进了“斗争”的概念。

4月2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

三郎注意到，其中国际经贸“斗争”的提法在过去未曾出现过，“斗争”的说法可能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我们在应对贸易摩擦中“硬刚”的基调。这表明我们对贸易战性质及其未来发展的判断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样的贸易策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用建国后三十年国内流行的“斗争”强硬姿态来应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短期放大对抗风险，中期考验谈判智慧，长期取决于是否转化为建设性对话。若处理不当，将进一步碎片化全球贸易体系，将其他国家彻底推入美国围堵我国出口的同一阵线；若借机化解分歧，则有望缓和对外经贸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战带给中国出口的压力。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