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一位法学家的出走与回归

一场持续46年的思想远征，

一曲法学游子的心灵归歌。

1979年的秋天，当18岁的季卫东拎着行囊走进北大法律系529宿舍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个被称为"绝密专业"的录取通知，不仅开启了一位少年的法学启蒙，更埋下了一颗将在数十年后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思想种子。从江西文科状元到京都大学32年来首位课程博士，从神户大学终身正教授到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季卫东的学术人生，始终在"出走"与"回归"之间书写着一名中国法学家的精神史。

未名湖畔：挑战权威的青春锋芒

北大法律系的1979级，承载着特殊的时代重量。男生们挤在30多人的大房间里，录取通知书上"绝密专业"的字样尚未褪去。但对热衷哲学思辨的季卫东而言，真正具有"解密"意义的，是那些在课堂上悄然裂变的思想时刻。

沈宗灵先生讲授的法理学，张国华先生主讲的西方法律哲学，龚祥瑞先生深耕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这些老先生的课程如同钥匙，为少年打开了通往法教义学之外的辽阔世界。1981年5月，在北大"五四"科学讨论会的讲台上，季卫东宣读了他的论文《关于法的一般定义的刍议——维辛斯基法律定义质疑》。这篇挑战当时法学界权威命题的"刍议"，在校庆成果展览中留下了发言照片，更在老师与研究生间引发传阅。沈宗灵欣赏其反思主观意志论的锋芒，却建议"从更小的题目切入"；赵震江则鼓励他投稿《法学研究》，虽未成功，却护佑了青年学者最宝贵的勇气。

这次"失败"的投稿，恰恰成为季卫东学术定向的转折点。既然已经向权威命题发问，他便顺理成章地追问法的根基究竟何在？1982年，他撰写《论法律与规律的关系》，主张法律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在法学界热烈讨论人治与法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年代，这篇文章直指教条主义的突破口——法律社会学。齐海滨学长特意安排其在《北京大学校刊》分两次连载，让相关论述得以在学术期刊的壁垒之外流传。为夯实这一论点，季卫东跨系选修社会学课程，通过图书馆追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与计量法律学的前沿，摘录的卡片堆积如山。

1984年，他与赵震江教授合著的论文《法律与科学技术》在《法学研究》发表，获全国首届法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这个"绝密专业"的本科生，以22岁之龄站到了新中国法学研究的高峰。赵震江的知遇之恩，齐海滨的学术默契，在这一年结出了最初的果实。1986年，赵震江牵头申报国家"七五"重点课题"法社会学"，将已在日本的季卫东与留校的齐海滨、王晨光纳入团队。季卫东负责理论建构与国际对接，齐海滨推进项目活动，王晨光推动国际合作——这个"铁三角"的组合，预示着中国法社会学第一波运动的诞生。

东瀛淬炼：在保守中坚守的博士之路

1983年，那个被决定的命运降临。教育部首批派遣欧美攻读法学理论的留学名额，因故从改派德国、法国，最终落定日本。季卫东不会日语，却意外闯入了一个为比较法学与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条件的学术国度。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对各国法制的系统移植与本土化调试，恰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参照系。

1984年10月，季卫东与赵震江合著的论文获全国一等奖的消息传到日本。北海道学园大学的铃木敬夫教授专程赴京都大学与他长谈。1986年，硕士二年级的季卫东在《法律时报》发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共同事务所的现状和问题点》，以国际通用的语言、数据与分析工具描绘复活的中国律师生态，引起日本法律界广泛关注。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他的研究开始具备国际学术界的"通用语法"。

1990年3月，季卫东从京都大学博士课程毕业，赴神户大学法学院任副教授。三年后，他正式获得法学课程博士学位，证书编号是第10号——这是京都大学自1897年成立以来96年间的第10位课程博士，距上一位已空缺32年。在日本法学界，博士多为退休时申请的"论文博士"，能在毕业后3年内完成发表与答辩的"课程博士"凤毛麟角，其含金量在保守的日本学术共同体中备受尊崇。

博士论文分量几何？1989至1992年，季卫东在日本顶刊《民商法杂志》分三大主题各连载三次，按学界默示规则相当于连发9篇论文。加上在《神户法学年报》《法社会学》等期刊的发表，日文论稿达11篇。更有1990年发表于美国Law and Society Review、1991年发表于德国RECHTSTHEORIE、1992年发表于德国Duncker & Humblot论文集、1993年发表于意大利Sociologia del diritto的英、意语论文——总计15篇成果，远超博士学位要求。

然而，光环背后是严苛的考验。京都大学法学院硕博连读，硕士仅是博士的准备阶段，博士学位为培养学者而设，教育内容偏重理论探究与知识创新。几乎所有研讨课都要求用日语表述英语或德语文献的内容综述，这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构成严峻挑战。季卫东回忆："京都的名胜古迹很多，春花秋叶非常美丽，但我在那里生活5年多，出去观光游览的机会却非常有限。"

1987年，他大胆接受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世界大会邀请，首次撰写英语论文。抱着汉英词典逐字翻译的《中国法文化的蜕变与内在矛盾》，在神户大会上与沈宗灵教授同组发言，被法哲学流派代表人物注意，后来成为神户大学聘他的主要契机。这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经历，让他从此敢于在国际学界发声。

居留与守望：在异乡的学术高地

1996年，季卫东晋升神户大学终身正教授。在日本人看来，这已是学术生涯的完满终点。他加入了青木昌彦、佐伯启思、五百旗头真等顶级专家的圈子，在六甲人工岛的优雅环境中安居乐业。然而，全家保留中国国籍，始终未入日籍，这个细节透露出，"乐不思蜀"从未成为他的选项。

"我受国家派遣出国留学，就应该以自己的学识和体验为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贡献力量。"季卫东的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源自本科时期研究成果即获全国一等奖的"知遇之恩"。在京都和神户的20余年，他始终坚持在国内发表论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保持密切交流。1999年第一个法院改革五年计划发布后，季卫东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在司法改革中的应用；2004年，他就"电脑量刑"发表评论——对科技与法律关系的持续关注，其实早在1983年《法律与科学技术》一文中就已埋下种子。

2001年中国"入世"后，法治建设成为社会共识，季卫东提倡的"程序化"也进入来权威话语体系。2008年，上海交通大学依托廖凯原基金会捐赠筹建新型法学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时年47岁的季卫东毅然辞职归国，在中日两国社会引起涟漪。他感谢交大直接聘其担任院长，"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平台"。

归来与重构：新程序主义的本土实践

2008年9月21日，季卫东在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任上即刻推动"三三制"法学特班改革与LLM教育国际化，创办《交大法学》及《亚洲法与社会杂志》。繁忙的行政工作挤压了学术研究的时间，高血压等症状出现，令他一度焦虑。但"如果要在法学教育改革或法治秩序建构方面有所贡献，那就必须在国内，甚至还不得不承担行政职责"。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理论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季卫东提出的"新程序主义"理论直接影响了诉讼法的修订，推动程序公正成为司法核心价值。这一理论常被误为"舶来品"，实则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改革开放初期的双轨制，需要协调不同利害关系，既要保护民企权益，又要防止无序竞争。在难以事先采用明确规则的格局中，程序成为法治本土化的基本路径。

季卫东的理论灵感来自两个实践场景，一是80年代农村承包责任合同纠纷。农户因增产收益毁约，反映的正是签订合同程序的缺陷与契约意识不足。当纠纷涌入法院，如何兼顾法律与风俗成为诉讼程序难题；二是国有企业破产立法。主管部门责任、工人薪酬顺位等复杂问题，需要进行充分的理由论证与利益表达，立法程序公开公正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季卫东的"新程序主义"受欧美程序正义论与卢曼"通过程序的正当化"命题启发，但更强调程序与议论、关系的结合。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程序作为操作装置，通过时限、范围、规则、要件简化复杂性，又以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为衡量标准。这种具有显著社会视角的程序论，是"关于现代公正程序原则的社会理论"，其"新"在于回应性与复合性。

数字时代的思想进击：从程序到三元框架

2017年，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智慧法院建设启动。季卫东的学术重心转向数字法治。这一转向并非偶然，而是1983年《法律与科学技术》初稿时萌生的兴趣在新时代的回响。

在季卫东看来，数字化转型有两个基本坐标：风险社会与数字国家。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加剧，全球化秩序解构；数字技术提高效率，却也可能因算法黑箱化而无法问责。这恰是一种新的"双轨制"——数字技术既赋能个人与法官，又可能使支配主体更强大任性。在此语境下，法治不能局限于令行禁止的实体性规制，而应更注重协调过程与公正程序，将人际互动从互惠关系转向对等议论。

事实上，"关系-议论-程序"三元框架，贯穿季卫东整个的学术思想历程。早期的新程序主义强调程序公正，但程序的本质是"公正条件下的议论"，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关系看似与程序对立——关系强调特殊性，程序强调普遍性，但关系框架下纵横交错的互动为程序规则的嵌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民事诉讼法的实证研究已证明：社会关系越复杂，程序规则越增多。关系协调涉及的利益权衡与政策考量，正通过议论反映到程序之中。议论成为程序与关系的中介，使二者得以衔接组合。数字时代，三元框架获得了新的科学表达。程序方面，DeepMind研究者2023年在PNAS发表实验论文，证明罗尔斯"无知之幕"纯粹程序主义对人工智能体选择定向及人机价值对齐具有重要影响。议论方面，中科院团队2024年在Nature旗下期刊揭示，符合程序要件的沟通在发展可信人工智能中的作用。关系方面，Anthropic 2024年底发布的模型上下文协议（MCP）打通不同AI系统，建立相互作用关系，形成程序耦合——这正是季卫东在《元宇宙的秩序》中提出的"走廊式制度"在数字领域的实现。

在季卫东看来，数据因关系性而产生价值，算法因关系性而影响环境，人工智能将社会变成分布式的关系集合。在数字国家与风险社会的双重张力下，"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算法黑箱"加剧了不确定性。卢曼在《风险社会学》中指出："任何一个子系统都无力独自为风险负责，只有结构耦合与透明观察才能应对未知。"因此，季卫东主张，必须通过充分的风险沟通建立学习型社会，通过知情同意原则与公正程序控制来转移与分配风险。

未尽的结语

从1979年在北大宿舍中对维辛斯基命题的质疑，到2025年对人工智能治理的程序主义构想，季卫东学术人生的一条主线清晰可见——始终在现代法治理念与本土实践之间寻找平衡，始终在复杂社会中为确定性寻找制度罗盘。

这位法学家的出走，不是为了逃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回望；他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归来，而是带着淬炼后的思想武器，在祖国法治建设的现场继续深耕。从挑战权威到构建理论，从程序正义到数字法治，季卫东的学术人生，是一场持续46年的思想远征，更是一曲法学游子的心灵归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