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苏联欲撤走所有专家，宋任穷紧急做两个安排，事后看很高明

1958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北京西郊的玉泉路上灯火稀疏，几辆大客车缓缓驶入三机部大院。车门一开，一批苏联专家拎着沉甸甸的行李快步下车，身后是装着精密仪器的木箱。一旁寒风凛冽，宋任穷站在台阶上，目光炯炯地与他们一一握手。那时，中苏技术合作看似牢不可破，没人想到仅一年后风云骤变。

对宋任穷而言，核事业是突如其来的征召。此前他在总干部部主管军中人事，戎装穿了近三十年。周总理请他“出山”主持原子能工业，他犹豫过，却还是摘下了军帽。理由很直白：没有核弹，国家说话就底气不足。1956年11月，三机部挂牌，46岁的宋任穷成为第一任部长，家国责任像铅块一般压在肩头。

要造原子弹，既要钱又要人，更要时间。彼时中国“家底”单薄，只能一面自力更生，一面抓住苏联伸来的援手。1955年至1958年，两国签下六份协议，仿佛把通往核时代的大门推开一条缝。然而真正开工后才发现，苏联人讲条件、设门槛，涉及浓缩铀、装置设计等核心机密时，往往噤若寒蝉。“这章节点先回去请示一下。”成了专家们惯用的托辞。

尽管如此，宋任穷依旧把对方当自己人。他在机关大会上专门做了面锦旗送给苏方代表，还叮嘱中国工程师：“能学多少学多少，该提的问题一定要问。”苏联专家因此放下戒心，实验室里的图纸和计算结果慢慢多了起来。客观说，那两年是中苏核合作的黄金期，铀浓缩厂、反应堆、同位素分离装置在图纸上渐渐成型。

好景并不长久。1958年秋，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放话要和美国搞“无核试验协定”，中苏分歧急剧拉大。1959年6月，克里姆林宫电报拍到中南海，通知“暂缓提供原子弹教练模型与全部图纸，并计划一年内撤走专家”。话音刚落，三机部炸开了锅。更糟的是，一些苏联专家态度骤变——一位研究空气动力的老教授被戏称“哑巴和尚”，整日锁门看书，对技术问题只用俄语答一句：“回去请示。”

7月，毛主席主持紧急会议。他环顾会场，声音干脆：“八年内，我们自己拿出原子弹。”又拍桌子补了一句，“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会后，宋任穷领命“缩短战线，抓最急需的突破口”。他清楚，谈判窗口已在收口，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抢时间，他连夜部署两件事。第一，死拼工期，先把浓缩铀主工艺厂房封顶。只要主体建起，苏方就得按合同交机组，不给也得给。几千工人在荒凉的峡谷里昼夜轮班，筒仓、冷却塔、管网一件件立起，原本需两个月的土建竟在半月内完工。第二，成系统地“对口套取”知识。研究所把邓稼先、朱光亚等骨干同苏方专家一一捆绑，“今天他讲一小时，我们晚上讨论三小时，第二天拿着问题再缠他”。资料能抄则抄，能记则记，有时连废图纸都不放过。

1960年7月，苏联专家全部登机回国。临行前，几位情绪激动的专家讥讽说：“中国二十年也别想点火。”宋任穷没回话，只是目送飞机尾焰远去。同月，他又接到调令：前往东北，主持沈阳军区及地方工业恢复，他在核事业的角色到此告一段落。临行前，他拉着继任者刘杰的手，低声嘱托：“一旦试验日期定了，别忘了捎个信。”那一瞬，他眼圈发红，却转身就走。

此后四年，中国核团队在戈壁深处的风沙里埋头苦干。没有核心样机，就自己画图；没有试验数据，就反复爆破小当量装置验证。氢氧爆仓、液氮泄漏、极端辐射，全靠几代大学生和老专家一双双手扛下。有人说“像在黑夜里铺轨道”，可脚步从未停歇。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罗布泊升起一朵壮丽的蘑菇云。正在沈阳开会的宋任穷接到刘杰电话，只听到话筒那头传来一句激动的通报：“成功了！”他握着听筒，两秒停顿，随后放下窗帘，快步走回会议室，把消息压在心底。晚上，他才在台灯下慢慢写下几行字：当年那两件急如星火的事，值了。苏联撤走了专家，却带不走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底数与信念，后来的人回头看，自然明白其中的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