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许世友邀请聂凤智陶勇去大别山被拒，许：大家好自为之吧

1955年9月，天安门广场秋阳正烈。佩挂上将肩章的许世友从检阅车前走过，礼兵敬礼的一瞬间，他突然想起一句老话：“活着尽忠，死了尽孝。”那年，他47岁，面孔黝黑，军装显得格外挺括，可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二十年前在宝兴县小小木屋里，毛泽东推开牢门时那句低沉的询问：“世友，受委屈了吧？”

往事扑面。1936年张国焘翻江倒海，十几个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被扣上“分裂”帽子，许世友也关了起来。毛泽东扛着雨披赶来，与他对坐一夜。毛泽东那句“你打了这么多仗，该由历史来评判”像一颗钉子扎进他心里，自此忠诚成了许世友的全部信条。1938年1月中央撤销处分，党籍恢复，他轻装北上山东，独带一名警卫，从此再没让任何人质疑他的政治立场。

时间很快推到1967年。那一年，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前后两头接到几十封“揭发材料”，机关里弥漫着紧张气味。南京城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的心脏出了毛病，军医给的药片根本不顶用。4月，许世友借口疗养，搬到无锡27军。多方消息汇总，他决定“进山”。

进山前得把兄弟们唤来。5月中旬的一个阴雨夜，他让警卫员连夜把聂凤智、陶勇请到军部院里。餐厅灯泡昏黄，三人无言对坐。许世友端起酒，“无锡待不住，南京也回不去了。我请假去大别山后方医院，你们一道？”聂凤智握着筷子的手抖了一下，陶勇低头不语。半晌，聂凤智答得干脆：“司令员，咱俩身份不一样，您能走我们走不了。”许世友张了张口，只吐出一句：“那大家好自为之吧。”

第二天清早，江南雨丝细得像雾，三辆吉普车在营门口分开。许世友车头瞄见后视镜里两个身影敬礼，他没回头，捶了一下座椅靠背，长吁了一口气。那时他心里明白：此别之后，生死难料。

果不其然。入夏后，聂凤智和陶勇在各自驻地都遭遇严厉冲击，直到1970年代初才陆续解脱。大别山的许世友虽然躲开风暴，却始终关注着外界。8月17日清晨，他在山间练拳，警卫气喘吁吁跑来：“杨成武首长来电，上海有‘客人’要见您。”许世友收拳，擦汗，只说一句：“我知道了。”

当天下午，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合肥。许世友带着警卫和军医登机，没有多问一句。飞机驶入上海上空时，江面闪着刀片似的亮光，他在舷窗里看得入神。没人知道，他已做好最坏打算，腰间别着的那支美制五星左轮更显沉甸甸。

兴国路72号招待所，杨成武、汪东兴先到。寒暄后，许世友要求立即面见毛泽东。傍晚两点半，他被带进另一幢小楼。门刚推开，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抬眼便问：“大别山空气好不好？”他说“挺好”，话音未落，毛泽东又笑：“南京住着烦，就来北京，住我那屋。”大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滴答，许世友点头，可没接茬，他想起仍在风雨中的两个老部下，心里并不好受。

第二天一早，他婉拒在沪小住的安排，坚持返山。看着专机起飞，张春桥嘴角动了动，却没劝留。回大别山数月，外界猜测满天飞：说他病得不轻，也有人说他被“内部隔离”。直到9月下旬，他突然接到周恩来电话，要他参加国庆观礼并住进中南海。许世友直言：“马上到！”

这一次，空军派两架直升机接到合肥，再换伊尔18直飞西郊机场。落地的瞬间，杨成武、陈锡联迎上来握手。中南海里，工作人员在丰泽园预留一套小院，铺了硬板床，放上他习惯的木制长条凳。毛泽东随后接见他，叮嘱多练功、多休息。参加完观礼，他又悄然归山，继续把大别山当“避风港”。

岁月流动。1976年9月9日凌晨电报传来，毛泽东逝世。许世友楞在床边几分钟，接着起身剪报，把包含毛泽东影像的报纸一张张糊满卧室四壁。警卫不敢靠近，只听他自语：“抬头就得见。”随后，军机连夜待命。临起飞前，机场值班参谋传来一纸指令：“不得带枪进京。”许世友脸色骤沉，猛拍椅背：“给我拿电报！”对方递不出文件，飞机照飞，他硬是把那支左轮别在腰间。

人民大会堂灵堂外，礼兵试图阻拦，他沉声一句：“我是许世友。”没人再拦。走到灵柩前，他俯身三鞠躬，口中低声：“主席，我回来了。”枪仍在腰侧，没有任何人敢下令让他放下。

1977年秋，南京军区追记集体三等功，许世友发言不长：“毛主席关怀的干部，不止我一人。”这句话他讲得平实，却道尽数十年风雷。两年后，他因心脏病再次住进总政医院，枕边始终摆着一本《毛泽东选集》带皮封面，翻得卷角发白。

直到1985年10月22日凌晨，心跳骤停前几分钟，他突然睁眼，对身边医护轻轻说：“我没给党丢人。”没人再听到他的声音，但那支左轮、那面糊满照片的墙，与1967年那句“大家好自为之”，都牢牢钉在了历史的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