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军军长韦杰中将，弥留之际遗言：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

1986年盛夏，解放军总医院的走廊闷得像蒸笼。病房里，73岁的韦杰中将靠在枕头上，翻看刚校完样的《志愿军第60军作战纪实》。护士递水，他忽然抬头说了一句：“可别再只骂180师。”一句话，浓缩了他三十多年压在心口的疙瘩。第二年2月3日，他撒手人寰，临终前依旧念念不忘这件事——“把棍子都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

韦杰1951年4月率60军入朝，40岁出头，正是精力最盛的时候。第五次战役打响前，他手里握着179、180、181三个师，外人羡慕：整建制，兵员齐。可熟悉底细的人都知道，180师成分复杂，新兵占大半，训练刚过关，火力又薄。即便这样，他们依旧被推上北汉江一线，任务是“钳住敌右翼”。军史里一句话写过去，可现场情况极其凶险。

1951年5月22日夜，大雾弥漫，敌机探照灯乱扫。60军军部与180师指挥所的电台同时哑火。天亮后再呼叫，仍无回音。韦杰急了，拍案：“不能只怪下面，一定还有别的环节出问题！”这句话后来写进了他的回忆录，也成了他评判这次失利的出发点。

他总结的第一条，是战役目标定得过猛。志愿军前四次反击，敌方伤亡不小，于是总部决心乘胜再求“大的歼灭”，一口气想把战线推到横城、原州。野战军机关有人提醒纵深过长、后路难保，但谁也说不准麦克阿瑟被撤后美军士气究竟怎样，最终依旧拍板向前。结果，兵力分布像一条被拉得过直的橡皮筋，稍一受压便容易断。

第二条，通讯系统脆弱。志愿军带入朝鲜的电台以苏式中波机为主，频率固定、功率有限。夜里山谷回音干扰，一失灵就全线哑。60军在秃山一带遭到野马式战机轮番扫射，架设好的线缆被炸得一截一截，电话兵白天根本不敢露头。韦杰后来反复写：“外界只见180师孤军被围，却忽略我们与兵团之间同样失联。”这正是他不愿让部下单独背锅的关键理由。

第三条，后勤掉了链子。时值初夏，本应易于机动，可志愿军后方还在临津江，辎重车一过汉江桥就成了“空中靶”。美军有计划地炸桥、封路，七天粮弹储备说白了就是理论数字。180师撤进鹰峰时，炊事班的大铁锅都砸扁当盾牌用，连野菜都开始抢。饥饿与失水，比炮火更快摧垮体力。

第四条，预备队不足。第五次战役采取“多点突击、整体推进”打法，几乎每个师都在一线拼刺刀，为的是一鼓作气。代价是背后没拳头补位。韦杰至死遗憾：“要是当时手里能扣住一个团，哪怕一个营当机动作梯形遮拦，情况就大不一样。”

第五条，协同计划混乱。晚间，友邻三兵团突然后撤，21时口令没传达全，大雾迷住视野，180师右翼露空。敌第1骑兵师、英第29旅从缺口捅了进来，坦克履带轰隆隆直压指挥所。联络参谋围着无线台干着急，却只能听见沙沙杂音。韦杰后来提笔，圈出“协同”二字，再三加重描黑。

说到180师自身，韦杰只列了两点。一是选错阵地。背水不一定死，可要有充足舟桥或炮兵支援。北汉江南岸滩涂多，视野又被山脊阻挡，一旦敌人突破，后撤成了赌命。二是主要干部慌乱。师长郑其贵、参谋长王振邦先后上前线查敌情，却与部队错位。电话中断，他们摸黑返身找部下，迎头撞进敌封锁圈。焦急、疲劳、饥饿搅在一起，组织力骤降。郑其贵最后批准各团分散突围，本想保存有生力量，可外界批评声此后如潮水般涌来。

有意思的是，在撤离过程中，180师并非全无亮点。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带着不足百人的突击队，从敌三道防线里硬啃开一条“鼠洞”，护送千余名伤员跨出包围圈。胡景义后来回忆：“不是我们怕死，是真的饿得发飘，再拖就连枪都端不稳。”一句大白话，把当时的苦况揭得彻底。

1951年六月底，战役统计出炉：180师损失过半，番号暂撤销。中央军委批示“严肃总结教训”。紧接着，郑其贵被降为三兵团军务处副处长，段龙章也被免职。有人拍桌子怒斥：“分散突围，坏了全盘！”几乎没人替他们说话。直到三十多年后，韦杰动笔，他才替昔日部下争个理字。

他在回忆录末尾写道：“部队是一颗子弹就可体现战斗意志的集体。要给他们应有的火力、粮秣和通讯。缺一样，都可能导致悲剧。”这段话，比那些繁复战例更像一记重锤。遗憾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回忆战史热”里，这句话被编辑删去了两行，怕显得情绪化。韦杰老人晚年再提，就像解开了缚在胸口的结。

1987年他病危，老战友前来探视。有人劝他安心养神，不必念旧账。韦杰缓缓摆手：“讲清原因，不是推责任，是让后来人少走弯路。”声音沙哑，却透着倔强。历史往往如此，功过常被标签化，而真正的细节藏在硝烟散尽后的笔端。

回望第五次战役，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兵力对比客观存在的差距、后勤短板、火力落差，都不是一句“180师失败”能概括。对180师官兵而言，他们在朝鲜河谷缝里奋战了73天，把血与骨埋进异国泥土。韦杰的那句“打棍子不公道”，并不是想洗白个人，而是提醒人们：胜败之间，有时候只隔一条补给线、一段呼号、一座山口。真正的责任分布，应该由事实而不是情绪来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