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月薪仅有180元，毛主席托人送他两千，主席：他是皇帝嘛

1964年2月13日下午，北京迎来了一场并不起眼的小雪，人民大会堂里却热闹得很。春节座谈会刚结束，毛泽东同几位中外人士边走边聊，话锋突然转向了一个特殊名字——爱新觉罗·溥仪。毛泽东停下脚步：“听说他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元？”话音不重，却让在场人员心里一凛，也正是这一句话，把后来那笔两千元稿费推到了溥仪面前。

溯源到1950年8月，溥仪押解回国，被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彼时他44岁，从奉天站月台踏下的那一刻，昔日皇帝成了战犯编号“981”。改造生活单调枯燥：背诵《共同纲领》、参加农业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最初他的字里行间总带着“朕”，狱中老战士提醒他改成“我”，一次又一次，他终于把习惯改了。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是溥仪真正意义上学会“平视他人”的起点。

1956年春天，北京宴会上出现了罕见一幕。周恩来将溥仪七叔载涛领到毛泽东身边。载涛拘谨，毛泽东却爽朗：“还常和溥仪通信吗？”一句轻问打破尴尬，也埋下后续关怀的伏笔。几周后，载涛偕族人赴抚顺探监，溥仪接见室里喜极而泣，这次见面让他彻底相信：自己仍被当作“人”而不是“符号”。

1959年9月，新中国十周年大庆筹备如火如荼。毛泽东向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改恶从善者，并补充一句：“要赦，先赦皇帝。”不少干部觉得大胆，毛泽东挥手：“共产党有气魄，怕什么？”10月特赦名单公布，溥仪位列其中。那天，他在抚顺车站走出铁门，手里握着新发的公民身份证，第一句是：“从今天起，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特赦后第一份工作安排在北京植物园。1960年3月，溥仪穿中山装、蹬帆布鞋，卖门票、修剪花木，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元。有人好奇皇帝为何不嫌寒酸，他笑答：“劳动最光荣。”表面轻松，实际拮据：没房产、没积蓄、亲友也不敢多接济，生活紧到要记账。

1961年春，毛泽东在颐年堂见到他。简单寒暄后，毛泽东问：“身体怎样，学习怎样？”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两点：保重身体、继续学习。气氛轻松时主席忽然夹了一块罐煨肉到溥仪碗里：“客人得尝尝。”溥仪却留意到毛泽东几乎不动荤菜，便发问。毛泽东笑道：“群众缺油水，自己多吃心里不安。”一句平常话，给溥仪极大触动，回营路上他对随员说：“这就叫先天下之忧而忧。”

1962年春节，国民经济尚处困难期，毛泽东拿出个人稿费设家宴。座上除溥仪，还有章士钊、程潜等四位党外朋友。菜品极普通：辣椒、苦瓜、白馒头，最“奢侈”的是一瓶红酒。毛泽东故作神秘：“今天这位客人，可是咱们昔日顶头上司。”几人正猜，溥仪踏进来作揖：“给主席拜年。”十多年风云，身份已天差地别，场面却无拘无束。席间毛泽东笑指湖南同乡程潜：“当年闹革命，就是把你这位皇上赶下台。”憨笑声中溥仪额头微汗，倒也释然。

饭后合影，摄影师建议毛泽东站中间，溥仪略靠边。毛泽东拉住他：“客人站右侧。”快门一闪，定格成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同框的罕见画面。溥仪后来告诉友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被平等对待。”

再回到1964年的小雪日。会场里，毛泽东谈到关心党外人士生活，忽然提到溥仪：“他是皇帝嘛，日子不能太寒酸。”随后当场决定：拿两笔稿费各二千元，一份给溥仪，一份给载涛。章士钊领命送款，溥仪闻讯连连推辞：“稿费新出，尚可糊口，把钱用到更要紧的地方吧。”章士钊只回一句：“主席交代，必须收。”最终溥仪收下，嘴里轻声吟：“倾海难尽党重恩。”

钱收下并非终点，当月他的工资由一百八十元调至两百元。数字不大，却象征身份转变——从“罪犯”到国家工作人员，再到享受关怀的普通公民。这一点，连溥仪自己都感慨：“五十三岁以后才明白‘人民’二字的重量。”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三次谈及溥仪婚姻。第一次在1961年颐年堂，第二次在1962年春节饭桌，第三次仍是1964年的那场座谈会。三番嘱咐，可见主席并非随口关怀，而是真把“让他过好日子”当作长期任务。两年后，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登记，这桩婚事就此落定。

外界常提毛泽东“请客罕见”，事实上他的请客标准向来朴素，却极讲分寸。这几次与溥仪的接触，用意也十分清晰：第一，展示新中国对旧阶层的宽容；第二，验证改造政策成效；第三，借典型人物宣示制度自信。旁人只见两千元稿费、几桌粗饭，背后却是一整套政治逻辑和人情运作。

时间推到1967年，溥仪身患肾病，虽几度住院，生活仍有保障。有人问他最难忘哪一幕，他说不是登基、不是退位，而是“1962年春节主席夹给我的那筷青辣椒”。原因很简单：那一筷子辣椒告诉他，皇帝也能和老百姓坐同一张桌子，这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溥仪去世时，仅留下少量版税和生活用品。有人评论“落差巨大”，亦有人说“尘归尘土归土”，但绕不过的事实是：一个曾背负沉重历史枷锁的人，在共和国的制度框架里完成了人格再造。这件事里，两千元稿费只是一道插曲，却让外界窥见毛泽东处理旧阶层问题的独特方式——既有原则，也讲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