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问：驴上山的时候，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卫立煌不知如何作答

1949年10月2日，香港中环一间小旅馆的窗帘被拉开，晨光洒在写字台上。卫立煌替电报落款时，手指略微颤抖——前一天，北京的礼炮已经宣告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他的去向仍悬而未决。

他本可随蒋介石南下台湾，却迟迟没有登船。犹豫的原因要追溯到十一年前。1938年4月17日，延安北门外，一排窑洞前，毛泽东亲自迎接来自前线的贵客。其时卫立煌身着尘土未拂的皮靴，刚在晋南阵地连夜赶路。握手间，他注意到对方眼神沉静又带几分调侃，随后便听到了那句古怪的问题：“卫将军，这头驴上山，是先抬左脚还是右脚？”

场面略显尴尬。卫立煌转身向牵驴的老汉求助，老汉憨笑回答：“先左后右。”毛泽东哈哈一笑：“先摸清习性，再择机下手，打仗也是同理。”轻描淡写一句，像在山谷投下一块石子，回声久久不散。

卫立煌此前对共产党人印象模糊。西安事变中，他被一同扣押，同僚鼓噪武力解救蒋介石，而周恩来坚持谈判；那一次，他第一次见识何谓“先国家后党派”。延安之行更是加深震动：窑洞里灯光昏黄，却能听到关于潼关、黄河防线的精确推演；饭桌上的小米饭、羊肉汤，毛泽东却谈论全球战略态势，好像地图就铺在碗边。

短短两日，卫立煌暗自比较——南京会议常是空谈派系，延安夜话却句句切中要害。回到前线，他照例推演战场，却悄悄在手边摊开《论持久战》。不久，他以个人名义调拨一千余万发子弹送往八路军，文件上未署蒋介石，只有“晋豫战区分配”几个字。

1941年，蒋介石在重庆陪都的官邸里拍案质问：“为何又偏袒共军？”卫立煌低头拱手，没再辩解。失去军权后，他被派去缅北接烂摊子，倒也打通了滇缅公路，却更加看清上层斗争的冷酷。1946年，他借考察之名漂洋过海，躲开内战烈焰；可三封急电把他硬拉回东北。此时辽沈危急，卫立煌主张固守，而蒋介石偏要南撤。锦州失守那天夜里，他在沈阳帅府的走廊踱步，自言自语：“先左还是先右，其实不难分辨，难在谁来牵驴。”

果然，11月，免职令如期而至，他被幽禁南京。若非李宗仁代总统上台，他大概率将以“误国罪”收场。脱身后，他举家赴港，整整六年，不再碰军事地图，却常对友人提起那句“先退避三舍，再抓尾巴”的比喻。有人笑他心有余悸，他却摇头：“那是活路。”

1955年春，邓颖超的侄女韩德庄带来一封信，寥寥数语：“姨夫若念太原旧谊，可择期北上。”周恩来授意简短，卫立煌懂得分量。当年3月15日，他坐火车越罗湖，抵达广州。报到的第一件事，是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然后致电北京。两天后，毛泽东回电：“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电报字数不多，却用上了“良晤”二字，颇见诚意。

4月6日，京张线的列车缓缓驶入前门站。月台上，朱德微笑挥手，周恩来伸臂相扶；而站在人群最后的毛泽东，仍旧是那副不急不躁的神情。寒暄毕，毛泽东凑近半句玩笑：“这么多年，可曾琢磨清楚那头驴？”卫立煌笑着答：“这回算是走到尾巴后头了。”

后来，他被推举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每逢扩军、裁军、民兵调整，他都提出“先观其性，后定其势”的建议。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卫立煌名字；外宾来访，周恩来介绍时，也常把他与翁文灏并列为“旧部中新识时务者”。伏罗希洛夫听罢，爽朗说道：“团结则无敌。”一句简短，让席间气氛轻松不少。

1958年5月，天安门检阅台上彩旗翻滚。卫立煌注目空军编队掠过，忽觉胸口钝痛，被送往医院。心脏病加糖尿病并发，医生劝他静养，他却每天翻看编译的苏联军事刊物，在病房里做批注。护士偶然听见他低声念叨：“驴若急了，也会踢后腿，情报得看全。”众人哭笑不得。

1960年1月17日凌晨，他在北京医院病房静静合上双眼。遗体移送八宝山时，雪刚停，柏枝尚湿。花圈当中，毛泽东亲笔挽联两行，墨色尚新。道旁的年轻警卫不识其人，只听老兵轻声解释：“昔日徐海绥靖区一声令下，他能挡住冈村宁次；今日花圈一到，便知往事已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