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尔虎左旗,简称新左旗。“旗”是清代八旗制度的遗留称谓,相当于现在内地的县级行政区划级别。从新左旗的旗政府驻地出发,驱车向西行进约60公里,就到了位于中蒙边境的诺门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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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门罕的全称是诺门罕布尔德。“布尔德”是蒙古语,直译为“水泡”,指草原上因地下水渗出或降水汇集形成的小型湖泊。相传清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诺门罕的喇嘛在此为牧民宣讲佛经,牧民为了纪念这件事,便把喇嘛的名字和当地的地貌特征联系一起,取了“诺门罕布尔德”这样一个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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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初春的诺门罕草原尚未完全苏醒。一天黄昏,群羊像一片片白云一样从草原飘过,牧羊少年阿拉坦沙嘎和伙伴们赶着羊群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们途经一处柳树丛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铁疙瘩,众人好奇地打量着,但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阿拉坦沙嘎把铁疙瘩捡起来,放在手中玩耍,突然,“轰”一声,铁疙瘩居然炸响了!
阿拉坦沙嘎受了重伤,虽经救治,没有生命危险,但还是失去了一根手指。
事情很快就查清了。原来“铁疙瘩”是一枚未爆炸弹,阿拉坦沙嘎在玩耍时,无意中拆解了炮弹上的引信,接着又意外地撞击了引信,结果导致了爆炸。
草原爆炸事件引起了民间研究者的兴趣和追踪,进而又串联起了另一个尘封的谜团——“幽灵要塞”。
诺门罕所在的新左旗,历史上曾属“兴安北省”。“兴安北省”是当年伪满政权所设置的省份,抗战胜利就被撤销了。据媒体报道,辽宁有个叫刘文占的村民,1944年被侵华日军抓去做劳工,在当时“兴安北省”的某个地方开挖山洞。有一天,刘文占拉肚子,日本监工认为拉肚子就是得了“霍利拉”(霍乱),便不由分说,把刘文占扔进了一个荒山沟,任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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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下起了大雨,刘文占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凭借残存的模糊意识,他知道如果自己不马上逃走,一旦山沟上游的洪水爆发,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就挣扎着爬出山沟,找到一个很小的山窝避雨。做完这一切,已经耗尽了刘文占所有的力气,他随即陷入了昏迷。
次日醒来,雨过天晴。刘文占朝自己当劳工的工棚处张望,他惊恐地发现,那里竟然已成了一片冒着浓烟的废墟,什么都没有了。
事后得知,这一天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当天日军在接到投降通知后,炸毁了还没完工的山洞,枪杀了所有劳工。刘文占因病得福,成了那批劳工中唯一的幸存者。
刘文占开挖的山洞具体在什么地方,山洞是干什么用的,一直到临终,他自己都没弄清楚。带着老人留下的这个遗憾,他的子女去疑似地点踏访过,但还是没有线索。媒体报道后,经有关部门推荐,他们前往海拉尔参观了一处要塞遗址,令人百感交集的是,此处有一个当年中国劳工使用的山洞,与老人生前的描述极其相似。
刘文占的山洞在哪里,仍然没有找到,但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它也是要塞。类似的要塞不止一处,追根溯源,这些“幽灵要塞”又都与诺门罕及其爆炸事件有着密切关联。
当人们重视对此加以审视,一场几乎快要从记忆中消失的惨烈大搏杀,连同被那些深埋地下的罪证,终究会被再次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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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试探
时光退回到1938年。这一年,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突然接到交涉训令,并且获知苏军已经登上了张鼓峰。
张鼓峰位于邻近朝鲜的中苏边境,因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因此又名刀山。它的海拔仅有一百多米,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座不起眼的小丘陵却被迅速推到了风口浪尖。
围绕张鼓峰的归属,“满洲国”和苏联展开了激烈争执。“满洲国”不过是站在前台的木偶,在后面拎着线操控的是日本。日本依据清末时的中俄条约,
认为张鼓峰整个属于“满洲国”,国境线应在山峰的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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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板上钉钉、无可辩驳的事实,可是事实有时就是政客们手里烙的大饼,想怎么翻就怎么翻。同是一份条约,苏联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们在俄文文本上耍了花样,并且拿着这份文本,言之凿凿地声称国境线应在张鼓峰的峰巅,也就是各据一半。
起先大家只是打嘴仗,不久之后,因为一个苏联人的叛逃,嘴仗终于有了演变成大阵仗的可能。
这个苏联人名叫留希科夫,身份为克格勃远东区部长。他以视察为名,越过边境逃亡到了“满洲国”。日本方面不仅大肆宣传,专门为此刊出“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章,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敲锣打鼓地把留希科夫迎进了日本国内。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
1938年7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截获并成功破译出一封密电,内容是苏军将向张鼓峰一带部署兵力。日方由此判断,这是留希科夫叛逃后,苏联重新调整边防部署的一个前兆。
果不其然,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挖出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至四十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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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的边防调整具有相当的针对性,情报提供者是德国人佐尔格。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新闻记者和德国驻日使馆顾问,但他实际上是苏联间谍,并被称为20世纪最出色的间谍之一。
佐尔格作为柏林特别调查组的成员,参加了对留希科夫的秘密审讯,审讯一结束,他立即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密电:“熊已被解剖,兽医掌握了它的神经脉络和五脏器官位置。”
莫斯科接到电文,便知道留希科夫已将苏军在远东的部署情况完整地吐露给了日方,于是立即着手对防御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其中,占领张鼓峰并以张鼓峰为战略据点,便是这一调整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前苏军从未单方面向张鼓峰派过一兵一卒,这一动向足以对日本人的神经造成刺激,日本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更是运用了(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触目惊心的字眼。
1938年7月15日,日本国境守备队的几名士兵化装成朝鲜族农民,偷偷地登上张鼓峰的几座山头,分头绘制苏军边境军事设施图。苏军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一名叫松岛的士兵当场中弹毙命。
事情闹大了,重光葵被匆匆召唤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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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年代,外交官的日子也不好过。重光葵从前是驻华公使,“一·二八”淞沪会战结束前,他在上海的虹口公园被朝鲜刺客的一颗炸弹炸成重伤,差点因此丢了小命。
尚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状态,重光葵就伏在床头签下了有关停战协定的一堆文件,签完之后才进手术室。手术结束,重光葵告别了他的一条腿,成了拄着拐杖走路的瘸子。
中国生涯固然不乏凶险,可跟在莫斯科的日子一比,还算是轻松的。由于国力对比悬殊,在跟中国人谈判时,重光葵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而这种感觉,苏联外交官绝对不可能恩赐给他。
重光葵先是向苏联递交照会,以松岛之死为由,要求苏军撤出张鼓峰。可是苏联不吃这一套,说松岛“侵犯苏联领土”,咎由自取,死了等于白死。
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重光葵不得不放低身段,提出“退一步说”——退一步说,就算国界经过张鼓峰山顶,苏军单方面设防也不合适,应该先撤兵恢复原状,然后商定国界。
苏方负责交涉的是苏联外交部部长李维诺夫,他并不打算“退一步”。
重光葵急了起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苏方负责。”
这是外交场合能让人听得耳朵生茧的一句老话。李维诺夫也把脸一板:“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重光葵铩羽而归,东京炸开了。李维诺夫的那一巴掌,看似只扇了重光葵一人,可是参谋本部从上到下,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莫斯科吓不倒,难道我们东京就是被吓大的?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起头喊了一嗓子:打!
稻田所谓的打,并不是和苏联全面开战,而是进行有限的火力试探。在稻田看来,侵华战争之所以始终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因为背后有苏联威胁,使得日本不得不分出相当兵力来对其警戒,但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没有威胁,有多大威胁,始终得不到确凿证明。
要是能够在某一地点试着打一下,就能解出这道题,知道苏联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稻田认定张鼓峰正是能用于试验的“某一地点”。因为地形所限,这里兵力最多也只能用到三个至四个师团,不太可能扩大为全面战争。即便搞糟了,输掉一个小山丘也没什么了不得,再糟一点,无非是报销一个师团。
还要再糟一点——不可能再糟下去了,张鼓峰西面还有图们江作为屏障,残局是一定可以收拾的。
搞糟只是做坏的打算,还有好的方面。想想看,假如苏联不动手或动手后不堪一击,日本不仅可以挽回面子,更重要的是,还能从此放心大胆地将警戒兵力大批调入中国关内,到那时,侵华战争绝对有望迅速取胜。
稻田“打打看看”的胆子或者说是创意,仍然来自那个叛逃的留希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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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苏联的肃反,留希科夫不会被迫逃来东京。他告诉日本人,斯大林为了清除异己,在苏联大搞肃反运动,两年来已有两万多名高级军官遭到清洗。事实上,作为苏联在远东的特务头目,留希科夫自己就是远东地区肃反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时间里,远东有二十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七千。
然而留希科夫居然也受到了斯大林的怀疑,他在莫斯科的朋友给他通风报信,提醒他“注意安全”,留希科夫马上意识到自己即将被送上断头台,于是慌忙出逃。
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要被迫亡命海外,可见肃反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这一期间最常见的现象是:人们提心吊胆地等待那个恐怖的敲门声,最后门没有被敲响,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是邻居一家从此消失了。
经过肃反,远东地区已经人心惶惶,内部出现极度不稳的迹象,稻田认为,这正是出手试探的绝好机会。
稻田一言既出,作战课掌声雷动。那些年轻好战的作战参谋,瞬间都像稻田一样,有了种被注射鸡血之后,马上手握键盘,准备继续打怪升级的冲动。
“稻田计划”很快就引起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二者合称军部)高层的兴趣。
1910年日本发行的一张明信片,远处即为当时的参谋本部。在日本军部内部的分工上,参谋本部掌管陆军军令,陆军省负责陆军行政事务。说得更简单一点,参谋本部管打仗,陆军省管后勤。
1938年7月16日,参谋本部向“朝鲜军”下达命令,要求调兵向张鼓峰集结。
“朝鲜军”是驻于朝鲜的日本军队,具体来说就是第十九、二十两师团。第二十师团早就到中国关内参战去了,“朝鲜军”只有第十九师团可以调遣。
第十九师团成立于1915年,已有二十多年的建军史,属于常设老师团,训练素质很高,此前也一直担任对苏的第一线防务。尽管如此,“朝鲜军”司令官中将中村孝太郎仍不敢冒失,他将第十九师团集结于图们江,但严禁其擅自出战。
从“朝鲜军”司令部到第十九师团,等的就是一纸正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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