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清末中德交流中的人员薪酬与帝国马克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时值中国洋务运动兴起，一批中国外交人员被派到欧美国家，而又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人才特别是军事技术人才以谋发展。在这其中，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作为后起的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强国，风头一时无两。特别是当时清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量军事物资，包括枪炮甚至大型军舰，客观上促进了双方人员人员交流，现有诸多文献资料存世，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年中德两国交流中的人员薪酬。在这里特将数据选录，以供参考。

主要参考书籍：岳麓书社-《五述奇》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 》

本文中，中国驻德使馆人员的薪酬数据主要来自 张德彝著-《五述奇》（讲述张1887-1889年间以花翎三品衔候选知府出任驻德使馆随员期间的经历），而 德国赴华人士的薪资记录，主要采用了莱比锡大学教授白莎著《 “俾斯麦的使团-德国军事教官在中国”（1884-1890） 》，此书记录了三十多位在这一时期来华担任军事教官或顾问的德国人工作、生活的情况。这些人不仅是为了探索古老东方，主要是为了远比德国国内更高的报酬而来。正因为这样，书中有不少用马克或白银计价的薪酬记录（并有马克与白银或墨西哥鹰洋时常兑换关系）。这样为我们对比当年两国交流中的薪酬水平提供了直接的素材。

当年德国市场上最常使用的帝国马克-普鲁士5马克银币，现在的收藏品时长上也颇为常见，是现在德国各类币展上的批发品种之一。图上是50帝国马克，刚好够支付驻德使馆女佣一个月工资。驻德公使洪钧的如夫人（妾）傅彩云（即后来赫赫有名的赛金花），不喜欢 洪钧带来的中国仆人和厨师，打发他们回国时，除了官费支出旅费和公使另给一个月工钱外， 赛金花 额外打赏也是每人一枚5马克银币。

张德彝1887年任驻德使馆随员时，是花翎三品衔候选知府衔，大概相当于享受部分副部级待遇的地市级“干部”，在此之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英国和“苦寒”的俄国担任二等翻译官，每月实领库平银300两，觉得“囊中既足，初不嫌物之昂贵”。但此次担任驻德大使洪钧的随员，来到新兴大国-德国首都柏林，薪酬却降为库平银200两，实际上扣除留支30两和折扣两成40两外，每月实际到手仅130两。加之此时黄金升值，银价低落。130两仅换625马克30芬尼。 张德彝此时对金本位制度还不甚了解（在后来的《六述奇》、《八述奇》中，他就对金价昂贵银价低落的原因就有相当的认识了），认为每一枚1马克银币只含银京平一钱一分多（此处可能有误，京平一两只有31克左右），却可换库平银二钱二分多，感叹物价腾贵。同为驻德使馆同事的其他几位官员因为品秩及职位不同，薪水高低不一，主要由星使（公使）决定。如驻德公使洪钧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为使馆医官陈其镳（字俊生，候选詹事府主簿）加薪到160两。同年九月， 洪钧 具折升徐毓鳞（字良臣，五品衔选按察司经历，原任使馆供事）、贝荫泰（字汇如，直隶试用县丞， 原任使馆供事 ）为使馆随员，并保奏学习翻译张永熞（字小轩）为三等翻译后，次月便提升了三人的月薪， 徐毓鳞 为140两， 贝荫泰为120两， 张永熞为技术职务，薪水反而更高为160两（印证了张德彝从翻译改为随员后，月薪反而更低的情况）。使馆随员能到手的薪水大概是五六百马克，在当时的德国柏林也是相当不错的收入。而使馆雇佣的本地员工和仆人，作为弄过阶层，收入就要低很多了，如男洋仆孟佗每月120马克，费格百110马克，门丁班木格127.5马克，园丁梅尔50马克，女仆玛丽、李娜、莫莉各50马克。而当时德国普通产业工人的收入在本书中和其他资料里也有不少记录，如艾森的克虏伯火炮厂，有两万多员工，普通工人的工资在120马克-150马克之间。柏林的临时雇工或兼职收入更少，如为照顾中国留德的军校生遗孀瑞士女子克隆布，让其在使馆教授法文，每周4天，每次4小时，薪酬为每月60马克。

本图为张德彝担任驻德使馆随员时照片（时年42岁）。张德彝（1847-1918）字在初，祖籍盛京铁岭，汉军镶黄旗人。出生于没落旗人家庭，早年丧父，靠舅父资助读了一点私塾，由于读书刻苦，十五岁（1862年）就考上了我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经过三年苦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曾担任光绪皇帝的英语老师）。同治五年（1866年），十九岁的张德彝被·选入清政府第一次出国考察团，其后八次出国，27年里，从通事（翻译）一直做到驻英大使。每次出国都著有笔记一册，从最早的《航海述奇》到最终的《八述奇》，虽然只述泰西风土人情，不论各国政事得失，却叙琐事不嫌连篇累牍，记录了大量生活成本物价记录，张德彝对当时欧洲流行的集邮不理解，但对各国的货币却深感兴趣，对一些特殊的钱币还不吝笔墨，详细考证一番（如张德彝收到当时作为3马克使用的法兰克福少女塔勒，对此钱币向德国友人咨询，虽然与事实差距较远，但也不失为当时德国钱币的真实记录）。使用这部《五述奇》是今天了解19世纪80年代德国货币（帝国马克）民间使用情况和购买力水平的重要资料。

当时德国普通文职人员的收入，从《五述奇》中记录的一则合同纠纷可见一斑，一所新办的德国语言学校-东语学堂在华聘请 华文教习 （ 中文教师 ），有桂竹君、潘兰史二人应聘，事先讲好每月工资马克350圆，桂、潘二人认为外币等同于在华使用的墨西哥鹰洋（墨西哥多尔），签署合同后远赴重洋来德任教，可抵德后，发现这里的1马克银币十分轻小，5马克才是一枚大银币的面值。原来二人审阅合同时，着重于圆字，而没有着意马克二字，想辞职而去，又约定三年期满后才给付回程路费（当年的跨洋旅程费用十分惊人，后面会谈到），只能吃个哑巴亏。后来这所学校觉得潘兰史教学效果好，学生中不少学成后赴华甚至在银行担任总办的，提出续约两年，每月再增加50马克。张德彝认为这虽然有潘兰史学问好，教学质量较优的原因，但其中还有节省跨洋路费的因素（新聘教师需要重新在中国招聘）。实际上，德国学校付的报酬也基本上是按德国标准了。如德国派驻北京公使馆的翻译每月薪酬是500马克，海军上尉哈孙克来伐1882年在德的收入为每月260马克。

七枚20马克金币，在张德彝1889年访问克虏伯火炮工厂时，了解到这大约是普通工人一个月薪水（120-150马克之间）。

但这些德国中、低阶军官一旦被招募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或技术人员，不但身份为之一变，收入也马上得到大幅度提高。上面提到的 海军上尉哈孙克来伐是驻德公使李凤苞为李鸿章招募军事技术人才时（1882年两艘“定远”级铁甲舰都已完工），由德国海军部推荐的，来华第一年薪酬就为3000两白银（约15000马克），增长近五倍。而主要的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福来舍年薪更是高达6000两白银（约30000马克）。这样的高薪让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都密切关注，并对此提出抗议，认为只有通过清国总理衙门和德国外交使团接洽，才能避免“对帝国尊严和礼仪产生持久性伤害”。所以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爆发后， 哈孙克来伐作为德意志帝国海军的现役军人（当时在威海卫鱼雷站担任鱼雷教官，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就被迅速召回了。 哈孙克来伐 后来还出任过德国驻英使馆的武官，但再未能重返中国。同时被召回的 福来舍于1885年再次回到中国，并一直工作到1895年，为德国公司争取到大量鱼雷订单。李鸿章让李凤苞在德招募军事技术人员，主要依靠的就是高薪。这让天津海关官员德国人德璀林都极为动心，1879年他便推荐朋友德国驻防司令中将汉内肯的儿子-汉纳根少尉退役后出任亲兵教官，起薪按中国海关外籍人员的标准，每月150两白银（约750马克）的月薪是其在德国的数倍。此后汉纳根在辽东半岛的旅顺口负责建造军港的防御工事，薪水水涨船高，最终做到北洋水师中的总教习，还成为在华德人中的名人。1883年 德璀林向 汉内肯询问是否可以为中国再在德国招聘一批军官和军士，而 汉内肯在给儿子汉纳根的信中说“出了一个如此之高的价码，以致他极可能把我们的一大半军官都拉走。”

康斯坦丁.冯.汉纳根（1854-1925），出生于特里尔城的军人家庭，父祖都是普鲁士将军，因为纪律问题被迫以少尉军衔在普鲁士军队退役。1879年由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介绍，由驻德公使李凤苞招聘来华。后来迎娶了 德璀琳长女，在华期间受到李鸿章重用，参与设计、修建了多次北洋水师的岸炮台，并参加了甲午海战，任北洋水师副提督，作战受伤后蒙光绪皇帝赐予二等宝星和双眼花翎提督衔。（图片

至于更高阶的军官（其实在德国就是中级军官），中国（或者说就是李鸿章）给出的薪酬更为惊人，德国海军少校式百龄是受李凤苞招募海军方面军衔最高者。 式百龄原本是通过一份与伏尔铿造船厂签订的特别合同接受中国雇佣的，他早年在美国内战中的合众国海军服役，1867年加入普鲁士海军，1884年以海军少校在德国海军参谋部任职，为了来华选择在帝国海军退役，在与李凤苞签订合同的前一天，以享受退役金和保留原先军服为条件被光荣解职了。同年11月，护送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来华。条件是年薪不得低于20000马克，但实际达成的合同， 式百龄的年薪为25000马克。除此之外，还按照欧洲惯例，在舰上的每一天另支付高达25马克的工作补助。授予 式百龄的中国军阶是总兵，这大概相当于德国的少将军衔。由于在工作上和已在中国工作两年的郎威理协调等原因，上船补助又升为每天35马克。其后 式百龄在舰队指挥权之争和已经较为成熟的英 式军舰管理中败落，于1886年被解雇回国。

作为北洋舰队中外籍主管，总兵衔的 式百龄收入十分惊人，除了高额的年薪外，在舰上的每一天，还可以获得图上这些金币（20马克、10马克、5马克各一枚），共计35马克。

除海军的 式百龄外，受雇的德国陆军军官也有一位退役少校-李宝。1883-1884年，中国海防经费达到4223710两之多，是海军军费最充足的一年，另外李鸿章还有外交经费甚至部分捐输银收入，并于1884年8月得到慈禧太后在德国招募军官的许可。李鸿章决定开办天津武备学堂，1884年12月蒙李凤苞招聘的炮兵少校李宝抵达中国，并授予参将军阶（大抵相当于德国中校军衔），负责天津武备学堂教务。 李宝 年薪比 式百龄更高，竟达30000马克。但由于在不能融入中国的工作和不检点的刚认识，同时被天津的中国同僚和德国人圈子厌弃，其德国军官部下也拒绝其指挥，故于1885年5月被解除指挥权。李宝认为这是天津的德人领袖税务司德璀林及其弟子汉纳根的“阴谋”，便开始“躺平”并与一落魄的冒险家合作开了一家面包店，在天津被戏称为“面包师将军”。与其合作是以冶金学家的身份受雇于一家中国北部矿务局的弗兰岑巴赫，由于债台高筑流落到天津。李宝以每月15块墨西哥鹰洋（约合50马克）的低廉薪水雇用其担任私人翻译，并于1886年接手一家原来由法国人经营的面包店，主要业务是为在天津港过冬的外国军舰提供补给，李宝为订购货物和租赁房屋提供担保，由 弗兰岑巴赫负责经营，并将其1/5的利润交给李宝。但这家店于1886年底便破产了，这项经营活动在两人以及面包店三方的不名誉的争论中结束。尽管如此，李宝在1886年7月在式百龄被解职后，终于屈服于 天津武备学堂的章程和新人总办的领导了，其后 李宝的口碑也得到逐步的改善。但1886年年底德国外交官系统又掀起了反对李宝的风波，这主要是李宝结交了过气的外交官原德国驻天津代理领事穆麟德，而后者又是时任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仇敌。 巴兰德以 穆麟德没有履行十年期合同为由，要求 穆麟德向德国国库赔偿总计2569.7马克，其中1200马克属于公共设施费，967.9马克属于旅行和伙食费，401.8马克为电报费。 穆麟德此时的财务状况十分拮据，坚决拒绝还债，并且为了逃避领事裁判权迫害，提出放弃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国籍。此时担任驻天津的德国领事是后来死于“庚子之变”的克林德，此人是 巴兰德的亲信，长期打压 穆麟德和 李宝，以至于1888年李宝再次被赶出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5月，在猪鬃生意中耗尽钱财的李宝最后一次离开中国，与他同行的有5名 以前他的学生 赴德学习，包括后来成为北洋政府总理的段祺瑞。

一张图为天津风景老明信片，红圈标明为天津 武备学堂。（图片

这一时期另外一位值得一提的德国军官是张之洞雇佣的效力于广东的海军少尉马驷。马驷和 式百龄一样，没有上过海军学院，1872年从帝国皇家海军见习水手做起，1878年就晋升为鱼雷艇甲板军官，月薪为125马克，附加膳食和住房补贴，这让他已有条件救济他的双亲，1881年 马驷升任海军少尉并在基尔的鱼雷学校任教。1884年中国公使李凤苞找到 马驷并询问他是否愿意伴随中国广东在伏尔铿厂订购的两艘鱼雷艇（船是由张之洞前任张树声订购的）到中国工作。这份工作薪酬同样不菲，作为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给 马驷开出的条件是四品顶戴衔（一般是给德国上尉的军阶），月薪300两白银（约1500马克），一同赴华的、同为少尉的郎概只授予五品顶戴，月薪200两白银（约1000马克），中尉欧披次虽然也是月薪300两（约1500马克），但也是五品顶戴。1888年，张之洞与 马驷等续签合同，马驷月薪涨为400两（约2000马克），主持黄埔水雷局及附属学校，而 欧披次的薪酬却被调整为288两（约1440马克），足见马驷表现之优异与张之洞的器重了。 欧披次对此相当不满，便向德国驻广州领事揭发 马驷代表广东政府向哈克特公司订购价值50万马克的水上封锁装置-螺旋桩时，曾获得3%的佣金-15000马克，但领事馆认为 马驷成功的推广了德国的产品，促进了对华贸易，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对控诉不予理睬。后来 欧披次及两位广东水陆学堂的两位英国教师先后被解雇回国，而 马驷得到继任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的兄长）的信任而留任。1891年， 马驷为李翰章在德国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采购两套照明装置，作为献给慈禧太后的礼物供颐和园使用，总共花费132000马克。 李翰章对水鱼雷局表现出极大兴趣并拨给大量资金，并放手作为技术主管的 马驷主管一切，如在1892年准许马驷安排他的朋友胡美利担任轮船驾驶、数学、英语等课程教学，第一年月薪便达300墨西哥银元（近1000马克），其后又增加到300两白银（当时约合1260马克）。马驷能得到如此信任并长期在华工作，除了突出的工作能力外，主要是为人的灵活与圆滑。他大概在内心深处也对当时流行的腐败感到厌恶（因为他记录他的薪水也被一些官员截留了9%），但他并没有向 式百龄那样大谈中国同僚的贪腐，还在一次与李翰章的交谈中讨论中国官员薪水过低，退休后可能无法生存的问题。至于 马驷 拿到德国公司3%回扣的问题，在当时完全是行业惯例，况且 马驷这其中的一部分也分给中国官员。马驷在华的生活也是相当安逸舒适的，他除了居住在巨大的房子里，还聘用了6位中国仆人，但每月支付的工资和膳食费只有170马克，而他的工资高达1500-2000马克。其实早在1892年 马驷就攒够了回德国的“养老钱”，但在德国领事卜德乐和李翰章的挽留下继续工作。直到1898年李翰章准备退休，想在其继任者到任前确保 马驷能继续保持其职位，由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白银大幅度贬值，马驷此时仅月薪就已经达到500两白银。由于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赔款，各省的经费都十分紧张。继任两广总督谭钟麟为了节约经费决定关闭黄埔的鱼雷学校， 马驷便主动提出辞呈并回到德国。

面值从高到低的短羽鹰帝国马克一组，从左至右，从上到下分别是20马克、10马克、5马克金币，5马克、2马克、1马克、50芬尼、20芬尼银币，10芬尼、5芬尼镍币，2芬尼、1芬尼铜币。另外市场上还流通德意志邦联时期的2塔勒和1塔勒银币，作为6马克和3马克使用。

在这些记录中，无论支付的是银两、墨洋或是马克计值的薪酬，都标注有相互兑换关系，这并非原文作者或笔者为本文故意为之，是因为在张德彝作为使馆人员，收到都是汇来的银两，在德国再兑换成马克，在各类消费中多有换算成银两来对比。而来华的德籍军事人员，虽然大部分是按中国的库平银计酬的，但实际支付却也并不简单，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折扣或被经手的中国官员贪污掉一点外，还有一些特殊条款，最常见的是军官们的很大一部分报酬会由驻德中国使馆直接支付马克给他们留在德国的家庭，比如李宝在柏林夏洛滕堡区的家庭（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就收到了1500马克。在广州服务的马驷，则让驻德使馆支付其妻和女儿500马克。另外，无论是德方聘用中国人员，还是中国聘用德国人员，跨洋的旅费都是由雇佣方负责，这些费用金额也十分惊人，如张德彝记载一张热那亚到上海的一等船票1660马克（实价八折1328马克），二等船票900马克（ 实价八折720马克 ），加上柏林到热那亚的火车票款，从上海到天津的船票，及路上的饮食花费最低也需要1500马克甚至2000马克。张德彝在德国收入在700马克左右，从他的记录中看，他虽然携带了其长子张荣骧及仆人刘顺，却因为在驻德公使馆居住的原因，除去支付必须的费用（如燃煤费等），虽谈不上阔绰，但也能时常泡泡咖啡馆，下下馆子或者看看戏，绝对不算拮据。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来华德籍人士的生活费用并不算低，据克虏伯公司技术代表包尔计算，一个住在旅馆，雇佣仆人，并拥有一匹马的外国单身汉每月需要花费400马克（最低也需要316马克）。如果租用整栋房屋，雇佣三个仆人（管家、厨子和苦力），有两匹马的话，每月生活开支大概在450-500马克（最低也要385马克），如果是整个家庭都来华，费用更高。那些月薪不足600马克的低阶军士（虽然这些人在德国月薪往往低于60马克）生活就捉襟见肘了 （如天津武备学堂的军士艾德月薪120两，约600马克，一次在上海牙医处，固定了3颗牙齿就花费了60两白银） ，这让他们和在德国时一样，也没办法攒钱为以后结婚及生儿育女积攒家业，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也没有退役金和养老金。有意思的是这些来华德国军人在雇佣合同中往往有约定，如果在职期间不幸身故，便可以获得60000马克的抚恤金，可谓是“生时平平，死后荣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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