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0日清晨,北京玉泉山军委办公楼里一片宁静。秘书刘青推门而入,递上一封来自辽宁抚顺的特急挂号信。叶剑英抬腕看表,八点整,他随手拆开信封,却瞬间停住了翻页的动作——上面的字迹苍老而坚定,落款“王玉瓒,83岁”。
信里没寒暄,先摆出一条尖锐质问:日前数家报纸转载孙铭九文章,称其“西安事变首擒蒋介石”,此说不实,请求立即更正。接着六千余字,细列经过、时间、地点、证人姓名,连当时蒋介石所穿草鞋的尺寸都写得一清二楚。王玉瓒写道:“此事不清,何以告慰牺牲将士?”最后一句用力很重:“若有一字虚妄,甘受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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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读完,眉头紧锁。西安事变他当年亲历斡旋,对谁最先抓到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只是旧事尘封多年,没想到还会闹出这场真假之争。他放下茶杯,对秘书低声道:“立刻转辽宁省委,先核后改,速办。”
事情之所以能惊动元帅,源于报端那篇火热文章。《人民日报》6月25日头版转发后,不少读者来信称“细节出入”。可大多数来信语焉不详,唯独王玉瓒的材料最完整。他不是文人,却把军人作风带进书写——讲事实,列证据,不撒一句空话。
说到西安事变,时间拉回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决定“兵谏”蒋介石时,卫队营长王玉瓒正在十里铺营地检点武器。临近午夜,副官谭海策马传令:“少帅要活捉委员长,务必不伤其毫发。”王玉瓒沉默片刻,只回一句:“领命。”
拂晓之前,他调集三个连,换上蓝呢军装,悄然包围华清池。外屋几声枪响,是故意放的。蒋介石卫士忙于应付外部威胁,室内警戒便空了档口。王玉瓒进屋却扑了空——床帐凌乱,人不见了。他迅速判断:骊山乱石多,可藏身。他命令刘允政排从左翼搜,一面拨枪机,“活的,别让他跑掉。”短短一小时,刘允政在半山石缝后发现光头赤脚的蒋介石。王玉瓒赶到,摘帽行礼:“委员长,请随我回城。”蒋介石抿嘴不语,乖乖上车。
事毕,他向张学良复命,功劳奖赏一并下来。谁立头功,张学良心里有数,当面点了王玉瓒的名。可是抗战爆发后,话题转向民族大义,这份个人荣誉就被淡化了。王玉瓒抗战期随部辗转,后又在云南起义,1950年回故乡务农,从未主动讲过那段往事。
然而沉默并没有阻止误传。1979年,孙铭九文章刊出,写到“我率先冲入蒋介石卧室,亲手抓住委员长”。王玉瓒掩卷良久,对儿子王文成说:“抓到蒋的是你爹,这种事弄错没关系,可别让后人以讹传讹。”他拒绝由儿子代笔,一天写三百字,硬是写满近两个月。
叶剑英批复后,辽宁省委立刻行动,副省长牵头,统战、公安、档案多线并进。调查组跑了西安、昆明、北京三地,访问二十二位当事或目击人员。吕正操肯定地说:“捉蒋具体执行者,王玉瓒在前,孙铭九在后。”原105师师长刘多荃则补充:“营长受命,孙只是配合。”三个月,证词与档案对照无一矛盾。
11月16日,调查组端来结论书,上门请王玉瓒签字。老人抖着手看完,提笔写下八个大字:“符合实际,同意、感激。”同行人员后来回忆:“老爷子那天明显轻松了,仿佛放下几十斤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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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步刊发更正,删除原文错处,并附简短说明。稿件一出,全国舆论归于平静,王玉瓒名字重新与“西安事变首擒蒋介石”并列。消息传至北京,叶剑英只是摆手:“事实清楚就好。”
王玉瓒于1985年春逝世,享年89岁。乡亲们记得他在田间拄着拐杖教人施肥,也记得他一生只挂过一次勋章——那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颁给卫队营的银质纪念章。勋章如今陈列在抚顺市博物馆,旁边的展牌写着:“1936年12月12日,卫队营营长王玉瓒率部俘获蒋介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决定性转折。”
这份展牌的文字,再没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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