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枪毙韩复榘前，问冯玉祥意见，冯玉祥：我要有权早把他毙了

1938年1月的武汉，韩复榘的妻子高艺珍就跪在这刺骨的风里，对着冯玉祥的宅门，额头磕在青石板上，咚咚作响，渗出血印。

她哭着求见这位韩复榘叫了半辈子“老上司”的人，想用二十年的旧情，换丈夫一条命。

屋里，那个被她称作救星的男人，只是背过身去，没开门，也没回话。

一个背影，隔开了生死。

几天后，蒋介石派人来试探他的口风。

这位昔日的西北军统帅，几乎是咬着牙说出了那句传遍军界的话，“我要是有权力，在济南的时候，就把他枪毙了！”

从亲如父子的“好孩子”，到恨不得亲手处决的叛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韩复榘这个人，起家的时候，是冯玉祥眼里的宝。

他本是个读过些书的乡下小子，因为在县城惹了赌债，走投无路才去投军。

冯玉祥见他字写得不赖，人也机灵，就让他当了个司书生。

他打仗确实有股不要命的狠劲，几年功夫，就从班长一路升到了军长，成了冯玉祥手下最能打的“十三太保”之一。

冯玉祥是真把他当自家孩子看的，甚至在1928年，把河南省主席的位子都让给了他。

问题就出在这。权力这东西，太容易让人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闹翻，准备开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韩复榘拿着蒋介石开出的大价钱，带着部队叛变了。

这一刀，直接捅在了冯玉祥的后心上，让冯的反蒋计划彻底泡汤。

事后，冯玉祥也只是叹口气，觉得是“孩子不懂事”。

可韩复榘却把这种投机当成了安身立命的本事。

他坐镇山东后，把这套玩得更溜了。

他一面拿着南京政府的钱扩充军队，一面又把中央派来的官员挤走，截留税款，把山东经营得跟自己的独立王国一样。

日本人打过来，他觉得机会又来了，想在蒋介石和日本人之间玩“平衡”。

他一边拿着蒋介石拨发的巨额防务费，一边跟日本人搞秘密协定，想着只要自己手里有兵有地，谁都得敬他三分。

他算错了一件事，时代变了。

这已经不是军阀抢地盘的内战，这是要亡国的抗战。

1938年1月，韩复榘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请他去开封参加一个军事会议。

手下的人都劝他别去，怕是个圈套。

韩复榘却满不在乎，他觉得自己又没投降日本，蒋介石能把他怎么样？

于是带着一个卫队营，大摇大摆地就去了。

到了开封车站，来迎接他的是刘峙和蒋伯诚。

刘峙客客气气地把他安排住下，然后以“城里部队太多”为由，把他那个卫队营调离了市区。

韩复榘的爪牙，就这么被拔了。

会场设在袁家花园，到处都是臂缠“宪兵”袖章的哨兵。

韩复榘走进会场时，大部分人都到了，他跟前排的李宗仁、宋哲元握了握手，就坐下了。

没多久，蒋介石进来了。

他没先说正事，而是拿起一本花名册，慢悠悠地点了半个多小时的名。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举起来问，“你们谁带了《党员守则》？”

全场四百多名高级将领，稀稀拉拉站起来八个人。

蒋介石又掏出一本《步兵操典》，再问，“带了这个的站起来！”

这次，只站起来一个人。

蒋介石的脸当场就沉了下去，绕着这两本书，足足训了三个多小时的话，说得将领们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

奇怪的是，提到山东战场的失利，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会议开到傍晚，宣布休会。

钱大钧走过来，单独把韩复榘留下了，说委员长要跟他谈几句话。

在蒋介石的休息室里，气氛瞬间就变了。

蒋介石劈头盖脸地质问他为何不战而退，放弃济南、泰安。

韩复榘那股军阀的混劲儿也上来了，当场顶了一句，“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这句话，彻底断送了他最后一丝生机。

蒋介石气得说不出话。

旁边的刘峙赶紧上来打圆场，拉着韩复榘说先去他办公室休息一下。

韩复榘刚被推进汽车，车门立刻关上，两个特务就从前座翻过来，一边一个把他按住，亮出了逮捕令。

韩复榘被押往武汉的消息传开，很多人都觉得蒋介石最多也就是把他撤职。

韩复榘自己也这么想，觉得大不了回家种地。

但他忘了，他伤得最深的那个人，是冯玉祥。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还给他写信，喊他“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

他对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还抱着最后的希望。

可韩复榘是怎么回报他的？

放弃黄河天险，带着十万大军一溃千里，把几百万山东百姓和整个华北的战局，都扔给了日本人。

这已经不是背叛，这是在刨国家的根。

所以当高艺珍跪在他家门外，他选择了紧闭大门。

这不是绝情，而是一种更深的痛苦。

他保不了，也不能保。

如果在这个时候保下韩复榘，他就等于站在了全国军民的对立面。

蒋介石派张治中来问他的意见，其实也是在走个过场，更是想借冯玉祥的手，给处决韩复榘这件事加上一道“天理昭彰”的背书。

冯玉祥的回应，十六个字，字字如铁，“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这十六个字，宣告了一段近二十年师徒恩怨的彻底终结。

可人终究是感情动物。

韩复榘被处决后，冯玉祥特意叮嘱韩家，国难当头，丧事不要铺张。

听说他们想先把棺木暂厝在鸡公山，等战后再运回北方，他也表示了赞同。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韩复榘的家人，都是有求必应。

这份藏在狠话背后的旧情，或许才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1938年1月24日晚，武昌。

两名特务来到韩复榘的囚室，说何应钦部长要找他谈话。

韩复榘刚走到楼梯拐角，就看到下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他立刻意识到不对，转身就想往楼上跑。

背后枪声大作。据说，他倒下前，回头说了一句，“打我的胸……”

他一共身中七枪。临死前，他还在哼唱那首西北军的练兵歌，“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教他这首歌的人，此刻正坐在武汉的寓所里，听着窗外的风雪声。

韩复榘的死，像一颗炸雷，震醒了所有还在观望的地方实力派。

他们看明白了，这次中央是来真的，再抱着“保存实力”的老算盘，下一个就是自己。

此后，抗日战场上的军令，确实顺畅了不少。

韩复榘死后，他的旧部由孙桐萱接管，在后来的战场上，总算打出了山东汉子的血性。

而在这一切尘埃落定后，冯玉祥在日记里，用颤抖的笔写下了一行字，

“余不认识人，徒自提拔，余之教育不良，表率无壮，有以致之。”

这一枪，打死的不仅是一个叫韩复榘的军阀，也打碎了那个讲江湖义气、认私恩不认国法的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