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的两大“罪魁祸首”，一人被判了绞刑，一人却逃出升天

1947年12月23日凌晨，东京巢鸭监狱外的道路被美军卡车堵得严严实实。绞架房的木门还在滴水，日本警卫偷偷看了一眼名单，最显眼的名字是松井石根。七点十分，他被押上台阶，麻绳在他脖颈间收紧，几分钟后，南京城内二十余万冤魂的部分债账被草草结清。可就在同一片天幕下，另一名对南京血案负有核心责任的朝香宫鸠彦王，却正躲在皇族的庇荫下，看似忏悔，实则悄悄筹划着重返上流社会。这样冰冷的对比，为整场远东审判写下讽刺的一笔。

时间慢回到1937年11月。淞沪会战落幕，日军高层急于“速战速决”。陆军大臣杉山元点名两人主持接下来的“金陵作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与皇族中将朝香宫鸠彦王。前者是资深“中国通”，在上海武官任上混迹多年；后者出身天皇旁系，自幼受军国教育浸染，被看成“神武精神”的活招牌。两人同坐军部会议室，地图铺开，松井说了句：“只要攻下一城，中国必谈判。”朝香宫点头，却在桌下攥紧拳头。他更看重的，是一场足够“震慑华人”的杀戮。

12月1日，朝香宫受命临时指挥第十军，自沪宁线一路推进。4日夜，他给各师团下达密电——“对俘虏不予收容”，并用汉字写了三个字：“悉皆杀”。电文次日被译员送到军法处，章印齐全。这封电报后来成为控诉朝香宫的重要证据，但在1946年的东京审判里却被束之高阁。原因很直白，皇族“不可犯罪”，美英两方不愿与天皇制度正面冲突，检察官的公事包就这么被悄悄拉上了拉链。

轮到松井石根，他对南京的打算更复杂。早年在上海租界做武官时，他与部分中国政要、商绅建立起私交，妄想着先打后抚，扶植一个亲日傀儡政府再抽身回国养病。进城前，他命人印制了《告南京市民书》，自称“保全文化古都”。然而城门一破，部队失控，仅前三日，靠近中山路的长干桥就抛下了数千具尸体。松井得到汇报，却只在日记里写下冷冰冰一句：“情况纷乱，军纪待整饬。”远东法庭后来引用这段文字，以证明他“明知却纵容”。

12月17日，松井乘车抵达下关码头，再转赴紫金山麓的一处指挥所。他随身带着体温计，检察官后来调阅军医日志，显示他当晚发烧38度3。松井就用这点“小病”，在审判席上装作毫不知情：“屠戮发生时，余卧病苏州。”但法庭调出德驻南京大使馆的报告、电台拦截译文、红十字会救援记录，三份文件时间点精准对应，他的谎话被一步步剥开。1947年11月，判决书送达，他只剩签名。

同一时期，朝香宫鸠彦王被软禁于东京近卫师团旧址。盟军情报处掌握了他的90多页作战日志，却迟迟不递交检方。英方代表曾低声提醒：“一旦起诉，皇室脸面难保。”最终检方在名单上用铅笔划掉了“ASAKA”，只保留口头讯问，连正式传票都未发。1947年末，他获得“免予起诉”并被移居静冈。几年后，这位曾下令“无俘政策”的皇族出任日本马术联合会名誉会长，在公众面前端坐马背微笑，仿佛从未沾染血腥。

值得一提的是，松井石根被吊死前，要求喝一杯清酒，他说：“愿英灵见谅。”而朝香宫在神奈川别墅接受记者采访时，只说了一句“战争已经结束”。一个字没提南京。两人的道德落差，在历史回声里格外刺耳。

1955年，日本政府公布战犯赦免名单，朝香宫当然名列其中。联合国档案室里，那封写着“悉皆杀”的电报依旧静静躺着，边角已被翻出折痕；松井石根的判决文本则被借阅了上百次。文件不会说话，却早已替无声亡灵作出了指认：一人偿命，一人漏网。世上并无绝对公平，但史料可以将偏差缩到最小，真相因此得以顽强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