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昆仑策对三位经济学家的污蔑

破偏狭之论，守改革初心——对国企改革理论争议的辩证回应

经济改革的深水区从来不乏理论争鸣，但将贫富差距扩大、国企职工处境变化简单归罪于特定经济学家的理论，昆仑策的文章既忽视了改革的复杂性，也偏离了辩证看待问题的客观立场。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学者的理论探索，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组成部分，其核心诉求是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激活企业活力，而所谓“嫌贫爱富”“导致私有化”的论断，实则是对其理论内核的片面解读与误读。

首先，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时代语境与适用边界。三位学者倡导的“现代企业制度”，本质是针对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效率低下、权责不清等沉疴提出的改革方向。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旨在通过产权多元化破解国企经营僵化难题，吴敬琏对市场化的坚持意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张维迎关于企业治理的探讨则聚焦于激励机制缺失的痛点。这些理论探索为打破“大锅饭”、推动国企走向市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而国企改革在扭亏为盈、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成就，也印证了相关理论的实践价值。将理论主张等同于“私有化”，是混淆了“产权明晰”与“全面私有”的本质区别——我国国企改革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所谓“国有资产流失”是改革过程中需防范的风险，而非理论本身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不断完善的监管机制，正是对这一风险的有效回应。

其次，贫富差距扩大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理论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向，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而区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壁垒、分配制度不完善等，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侯若石教授批判的“股东主导治理模式”，实则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狭隘理解。事实上，三位学者从未否定劳动者的权益，厉以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始终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吴敬琏多年来持续呼吁“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以遏制不正当利益输送，张维迎关于企业家才能的探讨，本质是对生产要素价值的认可，而非否定劳动的意义。将企业治理中的“效率优先”曲解为“排斥劳动者”，忽视了改革进程中劳动合同法、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保障职工权益的制度建设，也无视了国企职工整体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显著提升。

再者，理论争鸣应回归学术理性，而非标签化的批判与否定。侯若石教授提出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这与我国国企改革不断完善的方向不谋而合——近年来，国企改革早已超越单一的产权改革，转向“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职工权益保障、履行社会责任”的综合改革阶段。从建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到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完善薪酬分配的公平机制，再到明确国企保值增值的社会责任，这些实践恰恰体现了理论的与时俱进与自我完善。正如争议的核心并非“要不要市场”，而是“如何让市场更公平”，改革的推进始终在倾听不同声音、解决突出问题中前行。卢麒元先生对“过度市场化”的警示，其价值在于提醒改革需守住公平底线，但将特定学者斥为“无知兼无耻”，则突破了学术批判的边界，沦为情绪化宣泄。

国企改革是一场涉及亿万人利益的系统性工程，既不能因存在阶段性问题而否定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也不能无视发展中的矛盾而固守单一理论。三位学者的理论贡献，在于为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而改革实践始终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修正、完善。面对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构建更加完善的分配调节机制、强化国有资产监管、保障劳动者参与权与话语权，而非简单否定特定理论的历史价值。

改革的初心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国企的本质是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民生改善。在理论争鸣中保持理性包容，在实践推进中坚守公平正义，才能让改革既充满活力又不失温度，让国企真正成为保障职工权益、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这既不是对过往理论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而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教会我们的辩证智慧——唯有在多元视角的碰撞中，才能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