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8月初，夕阳还挂在中南海的水面上时，丰泽园里悄悄地多摆了一张圈椅。卫士说，那是给亦山先生留的位置。距第一次电邀已经过去整整两年，这位老人第三次踏进北京城，故事却得从1949年盛夏讲起。
1949年6月，湘江水涨得厉害，汨罗江畔的仇鳌依旧每日伏案。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穿过闷热的竹林，他并未动身，只在日记里记了一句“风雨将歇”。此时白崇禧仍在衡阳调兵，蒋介石电令死守，中南重镇一触即发。湖南地下党见到仇鳌，请他出面劝和；他拄着拐杖进城，当面痛斥“失民心者必败”。程潜紧接着通电起义，湖南遂得以无枪声易帜。仇鳌回乡时已经发起高烧，躺在竹榻上喘了三天，意识模糊里听到鸽哨远去——长沙城头升起了新旗。
八月底，第一封电报抵达湘阴县。“京城将开盛会，请先生赴约。”落款：毛泽东。老人婉拒，理由简简单单：功成身退。九月底，第二封电报来了，语气更恳切，他依旧推辞。到了11月17日，第三封电报写得极其直白：“纵无意仕籍，亦盼一叙。”连署的还有一句旁批：冬日北上不便，待春亦可。正是这句话击中了他的心，他明白毛泽东记挂的并非职位，而是情分。
次年元旦前夜，仇鳌抵京。田家英与李维汉在车站等候，将老人扶上车送进北京饭店。那时毛泽东还滞留莫斯科谈判，中南海里为他预留了空屋，只让勤务兵每日烧一壶热水。2月初毛泽东回国，第一顿家宴就在颐年堂。“亦山兄，长沙的腊味带了吗？”毛泽东笑着迎过去，伸手极自然地搀扶。老人忙道：“劳驾主席。”毛泽东摆手：“还是那个毛润之，没改名。”一句土味的湖南话，屋里人全笑。
酒过三巡，毛泽东忽然提到二十多年前的“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夏，他和何叔衡筹学费、找校址处处碰壁，最后跑到船山学社求助。仇鳌二话没说，掏银元四百，又把学社空房腾出来。那所自修大学后来变成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公开据点，大半学生转身成了工运骨干。毛泽东举杯道：“那几百个银元，可是救命钱。”老人愣住，没想到当年的顺手成了今天的谢意，他只回一句：“昔日琐事，不足挂齿。”话音微颤。
短暂相聚后，毛泽东单刀直入提出任命——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老人连忙摆手：“年迈体弱，恐难胜任。”毛泽东笑着打断：“先生放心，咱这里会多事少，您老只来开开会就行。”轻描淡写一句，实际上为他卸去沉重包袱。仇鳌沉吟片刻，把茶杯重重放下：“那便听从安排。”
到任后的仇鳌很少插话，更多时间在听，偶尔提笔，三行五字戳中要害。1951年七一前夕，他写了万余字长信送进中南海，直陈“革命成功后最易遭停滞与腐蚀”，警示要防“精神松懈”。毛泽东读毕，对身旁工作人员感叹：“亦山先生拳拳之心，难得。”
老人终究没在北京久留。1954年国庆前，他辞去职务回湘阴，安坐竹窗下，整理旧档。有人问起当年三邀之事，他摆手：“润之念旧，我岂能不来？可若真让我坐衙门批公文，那就坏事了。”如今那张圈椅还在丰泽园库房，椅背刻着小字——“亦山坐处”。岁月翻页，木纹更暗，故事却依旧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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