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放弃木工工作当了兵，3年后木器厂老板说我是榆木脑袋

1991年12月6日，陕南秦巴深处一列从县城发出的绿皮车缓缓驶向西安集训基地。车厢里，一个瘦高小伙把用油布包好的木刨压在行李架上，那把工具陪了他整整四年。谁都想不到，正是这块早已掉漆的木刨，把他推向了一条与许多同乡截然不同的道路。

先说入伍之前。深山里的经济状况不用赘述，县里唯一像样的企业便是那家木器厂。1988年，17岁的他在那儿学徒，不到三年就成了车间最年轻的技术骨干，月薪破千，在当时足够让街坊侧目。厂长看重这股狠劲，年年暗示加工资、提副班长，甚至许诺“再干两年就入股”。可他嘴上答应，心里盘算的却是雷锋、董存瑞那些故事——进军营才算真正“有出息”。

征兵体检那天，他没和家里打招呼。母亲常年哮喘、父亲劳累成疾，他清楚家里需要这份收入，却仍咬牙签了名。体检合格的那一刻，他心里就决定：木刨可以带走，工厂必须放下。消息传到木器厂，师傅拍桌子：“小子，走了可别后悔！”他笑而不语。

新兵连的三个月不轻松。冬夜零下十度，水一泼就成冰，菜汤里漂着薄薄的油星。可他抢着站岗、抢着打扫，手上冻疮没好过。班长见他爱钻木工房，就把整连破课桌塞给他：“修好它们，新兵队才有桌子写训练笔记。”一个月后，原本摇晃得厉害的桌椅全都稳当如新，多出来的残料竟被他锯成方凳二百多张。队里传开：“来了个‘军中鲁班’。”

有意思的是，这手艺很快引来外队包工头。对方塞给他一支中华烟，半开玩笑半认真：“小兄弟，退伍就跟我混，一千块底薪。”他说“不去”。包工头以为嫌钱少，又补一句：“一千五！”他笑道：“要挣钱，我就在原厂待着。当兵是为理想。”对话不到一分钟，包工头只好摊手：“奔头不小啊。”

1994年春，部队物资科需要一名驾驶员。许多战友报名，他也动过心，毕竟掌握热门技术退伍后吃香。但指导员一句话点醒他：“人少的岗位更需要能干人。”木工岗位一个人都没有，他便放弃驾驶报名，留在修缮班。有人悄悄嘀咕：“这小子，脑袋是木头做的吧？”

病倒是在1994年冬。新训前夕，他高烧39度挂着吊瓶，还惦记连队营具检修进度。医生勒令静养，他夜里趁人不备钻进操作间，三连夜没合眼，把破损床板、工具架全部修妥。等到新兵报道，只见床板齐刷刷、一尘不染。结果怎样？热度不退，被送回医院整整十天。队医无奈：“要命还是要活儿？”他嘿嘿一笑没吭声。

这期间，他把木工、钳工、水暖活儿一门门啃。探亲路过县城，恰逢职业技术速成班，他自掏学费全天蹲教室，体重硬生生掉了十斤。父亲嗔怪：“回来就折腾？”他解释两句，转身又背起工具袋。老父望着儿子瘦长背影，叹口气却没再拦。

1995年春季，部队车库要改造。外包价格七万元，他带仨战友领了图纸，晚上焊门框、白天装铁水箱，硬是用废旧钢材拼出新车库，实际花费不到三万元。营长算账时啧啧称奇：“多亏这榆木脑袋。”

同年年底，他的个人问题被提上日程。媒人介绍的姑娘见面第一句就问：“在部队干啥？”他坦白：“木工。”女孩愣了几秒，礼貌告辞。后来连里不少兄弟打趣：“当木工脱单难度翻倍。”他摆摆手：“急啥，营房修好了再说。”

1997年，晋升考核公示，他依旧名落孙山。同期进军校的老乡寄来照片，肩上两杠一星闪闪发亮；退伍做生意的战友寄来贺卡，里面夹着一张请柬：“来当主管，年薪两万。”那天夜里，他把请柬塞进被窝，第二天交给指导员：“我不走。”师兄怪他倔，“外面可以赚大钱。”他只回一句：“一个缺了零件的机器转不动，我这颗螺丝钉就得顶上。”

三年期满，木器厂老厂长托人带话：“回来，当车间主任，待遇随你开。”答复依旧：不回。老厂长气得拍桌：“榆木脑袋！”这四个字传到营里，反倒成了外号。每当新兵犯难，老兵就吆喝：“找咱榆木脑袋，他能想办法。”

1998年冬，他终于揽下营房维修、器材改装、场站水暖三块牌子，成为全团“多面手”。有人调侃：“你不是兵，你是流动修理厂。”他哈哈一笑，让调侃声在寒风里融成暖意。

木刨依旧在，他也依旧在。绿军装穿了多久不打紧，那把掉漆的工具提醒他：木头只要打上榫眼，牢牢握住，就能经得起岁月敲击。也正因此，外面如何喧闹、机会如何诱人，他始终守在营房深处，像榆木一样又硬又直，慢慢长成了官兵口中的“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