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儿子李和平：结婚时想“风光”一下，和父亲要500元被批评

1962年深秋，北京西郊干校的食堂外飘着高粱米饭香味，十二岁的李和平排队打饭，远远瞧见父亲骑着那辆旧“二八”自行车，风一样穿过院子，只留下背影。这一幕后来在他的记忆里反复出现──父亲永远在路上，孩子只能望尘。

父亲忙不是借口，而是一种常态。那年他兼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每天往返军区、总政、干校，早出晚归。家里没有所谓“高干生活”，灶台常年熬着玉米糊糊。缺粮的1960—1961年，李德生干脆带着孩子到西山坡上开垦荒地，用锄头挖出一片红薯地。结果，孩子们吃红薯吃到怕，李德生自己却留下了慢性肠胃病。

紧日子里，零花钱也紧张。李和平在北京八中寄宿，一个月只领到一块钱。那一块钱得维持公交、煤球、肥皂甚至剪头发。有一次儿童电影院放映苏联片《非常事件》，上、下集共要五毛，他在售票口徘徊一个多小时，终究没舍得，把钱攒下来月末买了个小红糖月饼解馋。多年后说起那颗月饼，他却笑称“比电影精彩”。

1968年，部队缺兵源，中央号召干部子女入伍。李和平初中毕业便去了南京军区。营房里没人知道他是军长之子，他也从不提。三年兵、第四年才入党、第四年半才提干，这样的节奏在当时的南京军区显得相当“慢火”。后来军司令部想调他去当参谋，名单被李德生划了道红线──“先把基层熬透”。

营里流传一句话：“连队蹲五年，枪油味管够。”李和平硬是在基层待了整整八年，摸索完轻武器、迫击炮、工事构筑，才读上国防大学第一期。对外人而言，这样的履历像铁锈一样粗糙，可李德生一句轻描淡写：“年轻人先蹲泥巴坑，才懂得战壕里怎么活。”

除了严格，李德生另一个标签是“书痴”。川北养伤时接触《资本论》节选和《战争论》译本的经历，让他此后一见书就挪不开眼。离休后，他把睡觉、吃饭、散步以外的时间都塞进书堆。家里没有保险柜，却有两三万册藏书，政治理论、地理、军事最全，小说屈指可数。有人打趣：“老首长的金库是书柜。”

1984年初夏，对越边境炮声尚未停歇，李德生到云南检查战备。抵昆明的第一晚，他用电话把在前线带排的李和平叫来。父子在招待所的小食堂吃了碗米线，谈战术、谈雨林地形，气氛罕见地柔和。午饭一过，李德生抬手看表，只说一句：“赶紧回去，阵地不能少一个指挥员。”李和平提枪转身，背后只有瓷碗碰撞声。

真正的“碰撞”发生在1976年10月。那时李和平任营长，驻安徽凤阳丘陵地带，每月工资60元，却要贴补几位家庭困难的战友。与尤兢的婚期定下，他想体面一点，就写信回北京，向父母请求支援500元。先到母亲的信，满纸批评；隔半月再到父亲的信，只一句手写斜体：“贪图风光，不对。”信里没钱。两封信像两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

母亲最终只给做了两床新被褥。婚礼当天，北京家里仅摆一桌便饭，唯一宾客是父母的老战友张爱萍，碰巧在京开会。李和平后来想，这场婚礼虽“寒碜”，却让自己明白了父亲的那条规矩──不搞特殊化，哪怕是儿子的终身大事。

家里孩子想不起父亲讲过上甘岭，但1999年5月9日，南斯拉夫人民军医院病房里，老人看见电视新闻里炸馆画面，猛地坐起身，声音沙哑却铿锵：“别怕，他们不过是纸老虎，上甘岭照样打疼过！”医护们这才知道，新中国的上将曾是1952年志愿军第12军军长，上甘岭南线的总指挥。战后宣传重点落在15军身上，有人为12军抱不平，李德生摆手：“都是志愿军，有什么‘你我’？”

“不争功、不诿过”成为他对子女最常念叨的八个字。李和平说，父亲批他要钱那封信只有八行，却把这八个字写了三遍。多年以后，这位在炮火与基层摸爬滚打的营长、团长、师长再翻信纸，墨迹已褪，却仍能闻到当年那股“不给钱、只给理”的书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