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美国总统心中的“智慧女神”，周总理惋叹为何不是我党人

1935年11月3日的南京，晚风卷起梧桐叶，紫金山的剪影被灯火拉长。就在这一天，三百余名嘉宾陆续步入金陵女子大学礼堂，他们不知道，刚满四十二岁的吴贻芳正把一纸改革方案藏在袖中——这一晚，她将成为金陵女大的第一位中国籍校长，也将把原本“教会附属”的牌子悄悄摘下。

时间往前推到1893年1月26日，湖北武昌。初雪压梅时，吴府迎来一个女婴。父亲吴有训端着灯笼在廊下踱步，竟没想到这孩子长到九岁时会为争读书权吞金示威。仆人惊呼“小姐不行了”，家里乱作一团，父亲这才松口让她去杭州弘道女子学堂。有人说她任性，可更多人看到的是破釜沉舟的狠劲。

16岁那年，家道骤然倾覆。父兄先后投江，母亲悲痛成疾，姐姐更是于灵柩旁自缢。短短一个月，四口棺木排在堂前，亲友噤声。吴贻芳扶着年迈的祖母，咬字生硬：“我得撑住。”那夜，她的肩膀似乎一下子长成成人的宽度。

二姨夫陈叔通把她接到上海，又几经奔走将她送进金陵女子大学。那届仅九名新生，到毕业时只剩五人，她是其中之一。“女生只要学会贤妻良母即可”的议论天天响，她却偏要在实验室里泡到深夜，还在操场带头练篮球。

1919年“五四”爆发，南京学生会游行旗帜赫然插着“金陵女大”四个字，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吴贻芳。澳大利亚总理来密歇根大学演讲时辱华，她站起身回怼一句：“请您尊重一个拥有四千年文明的国度。”掌声在礼堂炸开，《密歇根大学日报》第二天评价：这位东方女子像春雷一样打破沉默。

1928年，她拿到教育学博士学位正收拾行李，却接到母校急电：请回国任校长，“学校快散了”。换作旁人多半犹豫，她却直接订票东渡。美国董事会有人担心：“她年纪轻又是女性，能行吗？”董事琼斯摊手，“试试看，反正快办不下去了。”结果，吴贻芳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课程本土化”，圣经不再是主课，教育学、生物、体育等系统铺开。

有意思的是，她改课程也改师资。她跑遍北平、重慶、昆明去请名师，徐悲鸿笑称“被她磨到了”。傅抱石更直白：“她写信一封跟催债似的，不答应也得答应。”几年后，女大美术系成了南方一枝独秀。

1936年，柏林奥运。中国代表团里竟出现一支全女子篮球队，队员清一色金陵女大学生。德国记者追着拍照，纳粹官员嘀咕“东方娃娃居然会三步上篮”。吴贻芳则在看台上记数据，她关切的不是颜面，而是体能与团队配合。

南京保卫战爆发，她拒绝撤离，仅带三十多位教师守着校园，腾宿舍收容妇孺。枪声最近时，校门口就躺着伤兵。有人劝她别硬撑，她只回一句：“学生没走完，我哪儿都不去。”八年抗战，她奔波香港、欧美筹款，背回药品和婴儿奶粉，甚至在旧金山码头硬塞进一箱钢笔——她说战后总得有人写字。

1945年4月，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大会，中国代表团十人，只有她是女性。她穿绛紫旗袍步上签字台，美国总统杜鲁门小声对身边人感叹：“智慧女神来自东方。”这一幕被记者捕捉，次日《纽约时报》以“首位在联合国宪章签名的女性”作标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三顾茅庐邀她任教育部长。何应钦搬出宋美龄助阵，蒋介石也亲自开口。吴贻芳却淡淡答：“金陵女大的事情还没做完，我不当国民党的官。”会场一时间尴尬到针落可闻。周恩来得知此事，感慨：“要是她是我们的人，多好。”

1949年前夕，她退掉飞往台湾的机票，将金陵女大并入南京大学，再把多余经费转作奖学金。1952年，她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两年后升任副省长，成为首批省部级女干部之一。

1979年，应密歇根大学校友会邀请，吴贻芳拄着柺杖远赴美国。致辞时，她仍用纯正的老底特律口音说：“若我有点成绩，那是中国女孩努力的缩影。”掌声经久不息，校长史密斯将“和平与智慧奖”递到她手中，她答谢：“愿更多中国女性走上讲台，而不是被挡在门外。”

1985年11月10日下午，南京鼓楼医院。昏迷数日的吴贻芳短暂清醒，嘴唇颤动却发不出声。学生曹婉俯身：“校长，复办金陵女子学院的事，我们一定办。”吴贻芳眼神放亮，几秒后安然阖目，享年九十二岁。

1987年，南京师范大学内，金陵女子学院重设。“贻芳园”匾额下，桂花飘香，老照片中的篮球队笑得灿烂。据统计，吴贻芳一生培养的999名毕业生里，出现了中国首位女海洋学家刘恩兰、首位女体育博士张汇兰、哈佛终身教授胡秀英等近百位各领域佼佼者。数字简单，分量惊人——它们说明，一个执拗而优雅的女子，真的改写了中国女性教育的版图。